香港三部曲

作者:施叔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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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蝶娘承认自己是个无可救药的Party Animal。她天生爱热闹,挤在人堆中永远艳光活力四射,生命的意义尽在于此。“当然,还有做爱。”她赶紧声明。我深知她爱出风头凑热闹,每次艺术中心邀请海外负盛名的演艺团体来港演出,节目结束后的酒会从来不敢漏掉她。每年二月的香港艺术节是殖民地的文化盛事,欧美顶尖的音乐舞蹈戏剧表演团群聚香江,各国驻港领事馆、赞助商家的请帖满天飞。黄蝶娘加入一群自称有文化、有钱有闲的女士们,白天打扮得妖娇烧烧地当义工,接待海外来表演的艺术家。她被分派到机场去接一位维也纳来的大师级钢琴家,安排他住进半岛酒店。钢琴家一放下行李,命令她立刻在他下榻的套房安置一台史但威钢琴让他练琴。黄蝶娘衔命下楼找酒店总经理交涉,钢琴家如愿以偿,黄蝶娘说全靠她在那瑞士经理身上下的功夫。

“拿一台史但威钢琴来换你,”我开玩笑,“那经理太亏了。”

艺术节派给她另一项充满挑战性的差事,在香港找一辆车门特大的宾士轿车来容纳三百多磅的意大利男高音。难为黄蝶娘达成任务,如期把歌唱家送到音乐厅;然后,赶回去换上晚礼服,像一只漂亮的花蝴蝶,从一个演出前酒会飞到另一个香槟庆功会,忙得不亦乐乎。

不过,黄蝶娘有时必须为工作而牺牲玩乐。万宝路烟草公司赞助纽约芭蕾舞蹈团来港表演,跳完尼津斯基的《牧羊神的午后》,在香格里拉酒店宴会厅举行一个场面豪华盛大的酒会。黄蝶娘那晚必须带伦敦剧团的导演去接受香港电台的访问。当她从广播道赶到酒店的宴会厅,已是灯火阑珊人去楼空了,气得黄蝶娘跳脚。我没胆告诉她烟草公司可能为损害烟民健康赎罪做补偿,那晚的宴会出现了四种不同产地的鱼子酱,各盛放在卡地亚出品的大银碗里,我这辈子没见过那么多鱼子酱,品尝之下,以黑龙江的为极品,胜过苏联和伊朗的。

为期一个月的艺术节落幕了,黄蝶娘从别墅、私人会所、游艇的送别狂欢会中突然安静下来,毕竟无法对着墙壁坐在家里发愣,她宁愿自降身价跑去参加一个新居人伙的聚会。主人是个会计行的职员,年纪不太大,已经奋斗得天庭半秃,总算储蓄了一笔钱,付了首款在半山罗便臣道分期付款一间小小的公寓。黄蝶娘在艺术节当义工时认识的,他附庸风雅自称是个室内乐迷,见黄蝶娘光临,说了些蓬荜生辉的话,把她带到落地窗前炫耀星火点点的海景。那晚的客人都是银行、会计行、股票行的中层职员,也有两个是政府部门的低层公务人员。虽然一个个身穿皮尔·卡丹的牌子,喝红酒,谈音响,黄蝶娘一眼看出这群中年的专业人士,全都出身寒微,他们没有祖荫家世做后盾,而是靠苦学申请奖助金受完高等教育,甚至海外留学回来。他们凭着一张文凭,加上干劲冲天,力争上游,正在一步步往上爬。

“我的上帝,一屋子俗恶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

黄蝶娘拿腔拿调。

其实他们是港督麦里浩本土化政策下出炉,第一代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出生于二次大战后,受到殖民式西方教育的洗礼,向往资本主义的成就,已经在政府部门或企业管理阶层占了不大不小的位置,对自己的专业知识颇为自信自负,野心勃勃。这群新兴的中产阶层开始无法容忍由上而下的传统殖民统治,渐渐形成一个压力团体,凭他们的专业知识批评香港的经济政策和政府施政方针。

凭我这外来者的冷眼旁观,我觉得七十年代后,香港在短短的时间内,经济发展有如此骄人的成就。除了得力干它先天优越的地理位置,水深广阔的海港适合发展开放型的海岛经济,政府征收低税率,对经商一向采取放任不干预的政策,加上完善而稳定的法律制度外——这些条件无疑地可帮助经济的发展和促进社会繁荣——另外有一项官方文宣很少被提及,却令我心折叹赏的,是香港人的勤劳搏命,兢兢业业。不要说黄蝶娘在新居入伙聚会上碰到的那些专业人士全是拼命的工作狂,就连一般学有专长的女强人,有的还是嫁入豪门的贵妇,每天由司机开着大房车载来上班;别看她们身穿香奈儿套装,珠光宝气,做起事来一样不含糊。

就是这些本土的专业人士为香港的社会注入了活力。八十年代初,长期以来受英资财团垄断控制的经济,也因两位华人企业家的崛起而改写了殖民地的历史,先是有“世界船王”之称的包玉刚收购英资的九龙仓控股权,华资势力抬头;紧接着,地产巨富李嘉诚成为殖民地老牌的汇丰银行的执行董事,逼迫香港开埠以来享尽特权的英资怡和集团退居第二位。

我眼见了香港经济结构的转型。

黄蝶娘发现自己置身一屋子俗恶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并没有拿起皮包,返身便走。她带着几分好奇留了下来,观察这一个不被她熟悉的族群。这些人不靠出身家庭、盘根错节的亲戚关系、所进的学校、所属的会所,甚至教会相濡以沫,他们是消费时代的新族类,崇尚设计师的名字,以所穿的名牌来识别定位,以设计师的风格来代表自己。

那晚黄蝶娘结识了她生命中的第一个中产阶级男友,彼得·冯,他是港九一家快餐连锁店的推销拓展部经理。出生九龙钻石山的木屋,从中学到大学一路向政府贷款缴学费,自觉有文学细胞,中学时代即向《学生周报》写稿赚稿费;读港大经济系时,充当外国学者的研究助理赚取生活费。学生时代闹过学潮,当学运领袖,标榜贫穷节俭,参与保钓、中文运动,反贪污争取社会公义等活动。毕业后,加盟新兴的快餐业,一路升为九龙区的经理。

彼得·冯告诉黄蝶娘,这份工作简直是为他量身订做的。他母亲为了养家,在茶楼推点心车,他从小就被带去打工,随着货车到龙蛇混杂的市场载货,对旺角庙街一带了如指掌,摸准当地居民的消费心理,建议老板在西洋菜街开快餐店。

“那时自助餐的风气还不普遍,一些年纪大一点的顾客坐在凳子上,等不到人招呼,愤愤而去。穷学生却很帮衬,丰俭随人,快餐店就这样做起来了。”

随着香港的节奏愈来愈快,快餐店的触须伸展到中环,彼得·冯的老板靠小食肆发展成连锁店,成为股票上市公司,跻身富豪之列。黄蝶娘觉得这简直是神话。她说,她决定去体验一下快餐店的气氛,跑到中环银行大厦的“大家乐”排队买葡国咖喱鸡饭,免费附了一碗汤。她说,她战战兢兢地端着盘子找寻座位,被身后的人喊她让路,一下手忙脚乱,打翻了塑胶碗里的汤。她气馁地把整盘快餐丢人垃圾桶,返身夺门而出,到隔壁富丽华酒店吃西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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