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有料到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会旷日持久地发展下去，时而像脱缰的野马让人心惊肉跳，时而又像醉汉眼中的万花筒令人眼花缭乱。如同全国绝大多数企业那样，曙光厂的领导班子靠边站了，“夺权”的是由韩京生、屈文革为首的“千钧棒革命造反战斗队。”屈文革就是甘兴旺的徒弟屈文书，运动开始后不少人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了，什么“要武”、“学武”、“文革”……怎么显得革命怎么改，屈文书就变成了屈文革。
与“千钧棒”誓不两立的则是“井冈山战斗队。”井冈山的牵头人物是杜新生。王河、张祥、赵贵臣等一大帮过去的中层干部和老职工大都参加了这一派。杜新生是车间副主任，又是副厂长孙长喜的徒弟，所以这一派具有很浓的“保皇”色彩，对立面骂他们是铁杆保皇派。在人数上这一派占了很大的优势，不足之处是“笔杆子”较少，打起嘴仗，笔仗来不如对方的火力猛，弹药足。厂里那些“老右”心里向着他们，但没一个敢伸头。
韩京生，屈文革的“千钧棒”，战斗力很强，一宿的功夫就能把大字报贴满全厂。李宪平十大罪状，邹晓风八大罪状能批得有根有据，有鼻子有眼。而“井冈山”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保皇派，也要把火力冲着这两个发炮，但贴出来针对邹晓风或李宪平的都显得没劲；批的内容全是“只拉车不看路”，“忠实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什么的，在那种火药味十足，敢扣大帽子，敢于栽脏才算革命的年代，这类帽子就显得太温和了，就如同与人打架拉不下脸似的，与那些一下手就是满脸花的没法比。两边都开针对“走资派”的批斗会，“千钧棒”那边是“喷气式”真刀真枪地干，“井冈山”这边则是和风细雨。
某一天，区军管会派了两位工作人员来曙光厂考察摸底，正赶上“千钧棒”召开批斗会，两位工作人员应邀参加。那次会主要批斗李宪平、邹晓风，但拉上石国栋、范建国，王玉蓉、达进士等人陪斗，结果批斗会的气氛极佳，韩京生宣读的那十几条罪状很快就将那位王排长打动了，他带头喊出了“向千钧棒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致敬”的口号，把韩京生美得不成，第二天就将此事出了一张“特大喜讯”贴了出来。从此，千钧棒开始得势，与区里的军管会也建立了联系。
李宪平和邹晓风被赶出了自己的办公室，李宪平被“千钧棒”勒令到材料场去劳动改造，后来发现那里的人暗中照顾他，又将他弄到机加工车间的大锯上干活。腰上有伤病的邹晓风则被发配到制材车间去滚元木，当重劳力使用。好在那里有王河一些人暗中照顾，才使他少吃了一些苦头。
潘树仁本来没什么事，虽然也靠边站了，但开始还能待在自己的办公室。但后来“千钧棒”派人去搞他的历史问题，查出解放前他所在的地下交通站出过变节分子，受过破坏，就得出了他也是叛徒的结论，批斗了几次，把他也弄到下面劳动去了。“千钧棒”则将自己的队部搬进了工会，控制了广播室。这些人也不管上班不上班，屁大的事就扯着嗓门广播一通。
厂里唯一还管点事的是副厂长孙长喜。老孙是个老黄牛式的人物，从他身上找不出什么能上纲上线的事。他的儿子又是现役军官，军属的身份让他粘了一点光。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拼命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属于“拉车不看路”的那一类，况且无论哪一派也不愿落个破坏生产的罪名，厂里的生产总要有人管，这一来他成了厂里的大忙人。厂里的生产已处于半瘫痪状态，上班干不干活没人管，干多干少凭的是个人觉悟，孙长喜到下边分派生产任务跟向人家借钱似的，要耐着性子说好话。需要盖公章办的事他要找韩京生他们盖，“千钧棒”把那几个木头疙瘩当成了命根子。盖章的时候，韩京生几次借机警告过孙长喜说，“别总拿生产压革命！阶级斗争是纲，其它全是目，要懂得‘纲举目张’的道理。”
谷玉森的家属几次找到厂里闹事，来了人不找造反派专找孙长喜说理。谷玉森出院后，生活始终不能自理，他家里边自然有气，这气就只能撒到孙长喜的头上，人家找来了他只能说好话，仿佛把人打残的是他孙长喜。
孙长喜从没领导过这么大的摊子，棘手的时候就只好偷偷他去找李宪平或邹晓风拿主意。孙长喜的家还在城里，厂休的时候几个人常在他家聚齐，一起喝喝酒，诉诉苦，发发牢骚，再给孙长喜出出主意怎么对付造反派。五个支委中唯独缺少了一个谷玉森。潘树仁曾无限伤感地说，想不到解放都这么多年了，开个支部会还要在地下开！
“大联合”之前的一个厂休息日，邹晓风等人又在孙长喜家聚齐。
有件事把老孙愁得不行，韩京生一伙人找他谈了一次话，毫不掩饰地向他摊牌说，只要孙长喜站出来“亮相”公开表示站在“千钧棒”这边，他们就正式宣布解放孙长喜，就支持他进即将组建的“革委会”，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三结合”的新领导班子。这是一笔赤裸裸的交易，孙长喜一听就拒绝了，说你们结合别人吧，我不行，让我进班子是赶着鸭子上架。韩京生说我们就欣赏你这种谦虚劲。你也别把话说死了，回去你好好考虑一下再说。
李宪平听了当即表态说，答应他们，不就是表个态嘛！站在“千钧棒”一边怎么了？那里边大多数都是革命群众，又不是冲他一个韩京生。他随后仔细分析了一下情况，认为孙长喜进“三结合”的希望最大。说就是为了领导权不落入韩京生这号人手里，孙长喜也应该不放过这个机会。
邹晓风和潘树仁都同意李宪平的看法，说曙光厂不能毁在野心家的手里，更不能让莫怀远这号人得逞，斗争也要讲讲策略。邹晓风还举了毛主席当年上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例子来说服孙长喜，几个人费了挺大的劲总算把他说话了心思。
自从莫怀远投靠了“千钧棒”，韩京生一伙针对李宪平、邹晓风整理出的罪状越发“言之有物”，也较比更注意突出重点，集中火力往要害的地方下手。对李宪平的罪行主要对准了三条，一是重用坏人，招降纳叛，指的是重用石国栋，范建国、达进士、王玉蓉、郭子儒等这些摘帽右派与所谓历史有问题的人。二是所谓的血债问题，将茶炉工张润田的死因不顾当时的环境和其它因素全扣在了他一人头上，三是疯狂推行物质刺激，用金钱毒害广大革命职工，指的是前几年搞过的计件工资。至于那些年厂里取得的成绩，他们说那是典型的“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铁证”。
而针对邹晓风整理的罪状除了以上三条都有份，另外一条罪状便是压制革命群众，抵制文化大革命。八月二十四日那次突发事件也变成了邹晓风的一条罪状，说他下令召开大会是为了挑起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还说邹晓风那天之所以也被揪斗，是因广大革命群众识破了他的阴谋。
对付潘树仁虽不像对李宪平，邹晓风这么下功夫，但扣在老潘头上的罪名吓人――叛徒。其根据很简单，解放前老潘所在的地下支部受过破坏，有地下工作者被捕入狱，可潘树仁没事，这不是他暗中通敌是什么？那时候揪出的叛徒大都是根据推理得出的结论，坐过牢的可以说你有变节行为，没坐过牢的可以说你有通敌情节，总之躲不过“叛徒”这顶帽子，让你浑身是嘴讲不清楚。既然一顶叛徒的帽子就足以不让老潘翻身了，所以人家就不再下功夫整理，搜集其它罪行了，就这么简单。
好在老潘想得开，他说让那几个小兔崽子胡扯八咧去吧，他们懂个屁！老子跟国民党特务玩捉迷藏的时候，韩京生还在他爹的腿肚子里转筋呢！
一场人鬼颠倒的运动将李宪平的性子磨出来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变得比过去狡猾了，他知道怎么对付无有休止的批斗，知道怎么对付造反派。连“坐喷气式”怎样能少受罪他都积累了一些心得，一有机会就对邹晓风他们传授。至于怎么样对付批斗，他说与其顶着干吃眼前亏不如把什么都认下来，反正到最后绝不是这伙人说了算。他态度好得有时将成就也当成罪行说。最后让批斗他的造反派都觉得不是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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