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宪平后来总喜欢说，十年“文革”有两个星期三的日子让他难以忘却。这两个日子是十年中的一头一尾，全是星期三。他之所以记得清，是因厂里这些年一直是休息星期二。头一个星期三弄出一个“8.24”事件，红卫兵在厂里闹了一个人仰马翻，曙光厂的上上下下还没来得及“热身”就稀里糊涂地卷入到“文革”的风暴中，谁也没想到这场运动一搞就是十年。
第二个给他印象最深的星期三是十年后的十月十三日。因要错过用电高峰，厂里已改为早九点钟上班，他早上刚进办公室的门就接到老战友张向东的电话，开口便说一早给他拨了三次电话，总没人接。听得出来，对方的声调有些异样，接着又问了一句说话是否方便，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说：“老战友，今天打电话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知道后暂不要外传。江青、张春桥、王洪文那伙人被抓起来了……”
“不可能吧？你的消息准吗？”李宪平听了是又惊又喜，也有些将信将疑。但从内心讲，他多么希望这个消息是真的！
“有什么不可能！这几个家伙哪个不该杀？你好好看看这些天的报纸，看看这几块料儿还出来吗！等哪天找机会聚一聚再细对你说。”对方的情绪显得异常激动，可能是身边来了旁人，他突然扯了几句闲话就挂了电话。
李宪平顿时坐不住了，他急忙找出最近几天的报纸翻了起来，果然不差，一连翻了七八天的报纸也没见那几个“政治明星”的消息。尤其重要的一条有关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访华的报道，按以往的贯例，身为副总理的张春桥总该露个面的，但无论是会见，或是会谈全没张某人的影子。另一不同寻常的迹象是，各种纪念毛主席的文章中都出现了“要警惕企图搞分裂的修正主义分子”类似的词句。总之，能看出一些细小的变化。虽然报上仍旧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但最后他还是确信这消息是真实的。当年林彪叛逃的“913”事件也是张向东最早告诉他的，比上边正式向下传达早了至少半个月。张向东的父亲虽离开了部队的高层，但他的不少朋友是高干子弟，他的消息应该是准的。张向东早就向他露过，部队对江青那几个人是不买账的。
这些年来，张向东成了他最知心的朋友。给他印象最深的是“913”事件后他俩的那次聚会，张向东极为激动地对他说，“九大”是党史上的一大耻辱，竟然将林彪这样的阴谋家当接班人堂而皇之的写入了党章！难道说，我们把国家弄了一个天翻覆地就是为了换一个这样的接班人？老人家精心挑选的接班人竟然是最想害死他的人，这真是个莫大的讽刺！这一切都正常吗？那一天李宪平没多说什么，反劝老战友也少发牢骚，但老战友的话在他的心中却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深信这种反常的现象不会太久远了。如今这一天终于盼来了，他能不激动万分吗！
李宪平首先想到的是应该给区委的周彦琪挂个电话，他既想从老领导那里核实一下情况，也想给对方一个惊喜，但那边的电话一直没人接。
这些年的风风雨雨已使他与周彦琪成为患难知已，周彦琪在曙光厂劳动改造期间，窦耀迪可谓小人得志，不可一世，对自己昔日的老领导极尽刁难之能事，幸亏李宪平，邹晓风暗中托了不少人给予关照，才使其少吃了一些苦头。后来随着邓小平的复出，一大批各级领导干部陆续得到解放，周彦琪重新主持工业部的工作之后，曙光厂的革委会也随之改组，窦耀迪调走了，由李宪平，邹晓风出任革委会正副主任，潘树仁为委员。孙长喜仍保留副主任一职，原先的两位委员中的杜新生主动提出下基层，经过研究让其兼任了机修连的连长。当时工厂实行的也是部队建制，车间改连队，班组改为班排。后来才又改回来。
韩京生挺不知趣，他非但没有提出下基层，一开会研究个事还时常阴阳怪气提出些意见。李宪平和邹晓风，孙长喜一商量，决定把他打发到机加工二车间里去，名义上是协助张祥工作，实际上挂了起来。这小子当初就是从机加工车间出来的，他自然觉得这么回去没面子，无奈已是势单力孤，只能硬着头皮下去。张祥给他在车间办公室添了一把椅子，但没给他添办公桌。办公室里两张桌子对着摆，一个是张祥的，另一个是车间统计的，韩京生的椅子只能打横。韩京生提出要桌子，张祥说，屋里搁不下那么多桌子，明儿我给滕出两个抽屉，咱俩使一张桌子，但说是说一直没给他滕。他知道人家是耍他，但生气也没有办法。
李宪平难忘一年前的工业整顿，重新回到最高领导层的邓小平以一代杰出政治家的魄力，领导起草了《工业二十条》，《汇报提纲》，《论总纲》等重要文件，在工业、农业、交通等重要行业开始了大刀阔斧地整顿，使全国的经济形势出现了转机。曙光厂死气沉沉的局面也随之开始复苏，停顿多年的胶合板生产终于起死回生，于半年后开始正式投产。
原以为工业的春天刚刚开始，谁料进入1976年之后风云突变，由纪念敬爱的周总理引发的天安门事件之后便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铺天盖地而来，搞得天怒人怨。老实了两年多的造反派们又开始蠢蠢欲动，曙光厂的韩京生走路又扬起了脖子，与他要好的几个小兄弟来找他也不再偷偷摸摸。不久，一张署名“夜光眼”的大字报又上了墙，大字报的标题是“也说走资派还在走”，目标直指李宪平等人。但厂里对此反应是出奇地平淡，连看大字报的人都不多。人们早已厌倦了，一场运动折腾了十年，人生能有几个十年？能不厌倦吗！
谁也没有想到，在短短八个月的时间里中国会有这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先是敬爱的周总理在这一年的元月八日撒手人寰，使大多数中国人经历了一番大厦将倾的感觉；接着就是由纪念周总理引发的天安门事件导致了不得人心的“批邓”；盛夏之初，万民敬仰的朱德委员长突然辞世，人们尚未从悲痛中的阴影走出来，华东地区便遭受到百年不遇的强大地震，一个将近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唐山，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伤亡达二十余万人。唐山周边地区的人们尚在防震棚躲避地震的余波之时，九月九日，又传来毛主席逝世的不幸消息，中国的命运又一次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冥冥中的天意似乎也在预示着什么。
李宪平像所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一样揪过心，担心党和国家的大权落入那些只会唱高调的假马列主义的手里。但没想到这么快就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此时的心情是一种按奈不住的欣喜，急于与更多的知已共同分享这一喜悦，尽管他素来守口如瓶，老战友在电话中又叮嘱他先不要外传，但他还是想犯一次“自由主义”。他第一个想到的是邹晓风，但他知道这时的邹晓风还在去火车站的路上。
邹晓风上午要了车，请了假，送儿子援朝回延安。援朝去延安地区插队已走六年了，他去的地方穷，挣一年的工分还不够自己吃的用的，穿的用的要靠家里寄，一年回一趟家就跟鬼子扫荡一样，吃的用的要带足了再走，往往是过年时回家，过完正月再返回去。而这次他是为生产队办事，队里为其掏半程的路费，跟他一商量就应了下来。因有为生产队买的东西和为同伴们捎的东西太多，他这才向父亲张口要辆车送他到车站。
李宪平突然冒出了要喝一杯的念头，他知道邹晓风午饭前肯定能回来。孙长喜在闹胃病，要歇一阵子。这头老黄牛干了二十几年没歇过几次病假，这回一批“三株大毒草”他病犯了，是气病的。当初贯彻学习《工业二十条》时他最积极，他敲着桌子激动地说：“扯出大天来还是要实干！光看道不拉车行吗？那共产主义光看就能着到了？”没想不到两年的功夫，《工业二十条》、《汇报提纲》、《论总纲》又成了大毒草，领导干部必须谈认识，带头批，孙长喜想不通闹开了情绪。孙长喜本来就认死理，年岁一大了性子更倔。李宪平怕他被人揪辨子，就让他歇一阵病假，尤其星期三要休息，因为这一天的下午是本系统的学习时间，内容就是批“三株大毒草”。
邹晓风和孙长喜既然都不在，李宪平决定先把这一喜讯告诉潘树仁。
李宪平推门进去的时候，老潘正在浇花。靠边站了这几年，他成了大闲人，学会了养花。工会的工作早已名存实亡，他依然是个闲人，上了班不是政治学习就是开会，没他什么事，他便伺候花。他养的那几盆花都十分水灵，不像他，十年的光景过去了，他背驼了，头发也没剩下多少，更像小老头儿了。
李宪平一屁股坐下便开始数罗他说：“你这‘小老头’也是老同志了，怎么也学得不务正业啦？明儿是不是也学学甘兴旺，弄两盆热带鱼养养！同志，失去正确的政治方向可是要跌跤的。”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模仿窦耀迪的腔调，他学得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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