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特务，从台湾来，一个名叫尼克松，另一个叫做安东尼奥尼。他们化装成两个老太婆的模样，戴着破旧的草帽，沿着五峰山下的煤屑公路走走停停。阳光炽烈，树影摇曳，白云在高高的山峦上空层层堆积，他们豁亮的身影在茶园和乱石堆中闪闪烁烁，考虑到他们所受过的谍报、侦察训练，要想躲过持枪岗哨的视线并不困难。他们利用凹凸不平的岩石和松树做掩护，不一会儿就登上了山顶，从那儿往山下看，五峰山的那处军事基地就一览无遗了：一座静伏在山坳中的修船厂，东海舰队的两艘炮艇正在进港，大炮闪闪发亮，船桅上的旗帜在风中扑扑直响……
距离修船厂不到五百米的另一处山坳里，发电厂的烟囱上方翻腾着滚滚浓烟，烟雾和白云相连，在江面的芦苇丛中投下晦暗的阴影。发电厂紧挨着一个山间水库，由于长年不放水，大坝底部的泄水口覆盖了一层厚厚的苔藓和水草。
安东尼奥尼拿着一架照相机正在拍照，而尼克松已经开始选择定时炸弹的安放地，并检查炸弹的线路……
在那个炎热的夏季，即使是群萤乱飞的夜晚，我们闭上眼睛就能想象出以上情景。传说在枯燥乏味的蝉声中蔓延，在换糖人走村串巷的笛声中流布，弄得人心惶惶，仿佛随时都会传来山崩地裂的爆炸声。
我们夜复一夜地守伏在河边的棉花地里，藏在河床下的树林中，村头的草垛旁，注视着杨福星和他孙女的一举一动。我们知道，瞌睡和神思恍惚只会带走一个结果：两名台湾特务在我们眼皮底下钻入杨家大院……修船厂和发电站在一阵青烟中化为乌有。
门前的一对缺损的石狮子浸沐在蓝莹莹的月光中，二楼百叶窗下的露台、露台的围栏和顶棚也被月色照亮了。一般来说，杨福昌每晚九点会准时从阳台门里出来，在露台上打太极拳。这个老奸巨猾的国民党上校似乎对我们的埋伏和监控习以为常，每当他打完太极拳，总要向树林或棉花地的方向挥挥手，仿佛在对我们说：我的太极拳已经练完了，你们可以回家睡觉去了……
据朱国良的表叔说，安东尼奥尼只身潜入中国腹地，并不是为了炸毁什么发电厂，而是偷偷地拍摄一部叫做《中国》的电影。那位表叔介绍说，电影一开场，就是一个小老头骑在自行车上打太极拳……我们几乎可以断定，这个打太极拳的老头就是杨福昌。问题在于，他是如何与安东尼奥尼取得联系的。
今天晚上，杨福昌没有出现在露台上。几只萤火虫绕着晾衣绳兀自飞动，二楼的窗户里黑黝黝的，而楼下的厅堂里却灯火通明，天井里泄出的灯光照亮了枣树的树梢。我们只要屏住呼吸，就能听到楼下低低的说话声，还夹着一两声爽朗的大笑。
过了一会儿，大门打开了一条缝，我们看见杨迎手里拎着一只竹篮从里面出来。她转身掩上大门，走到了河边，在淡淡的酒香中，我们又闻到她身上熟悉而又陌生的气息。她的身影一度融入了树林的黑暗，不一会儿，她绕过晒场的麦垛，出现在小保的店铺门前。
她在窗户上敲了三下，屋里的灯亮了。窗口露出小保的秃脑门和肥胖的胳膊，杨迎将篮内的空酒瓶递给他，开始在口袋里找钱。我们远远地听见小保在说：快点，快点，别把蚊子放进来。这么晚了还买酒？家里来人啦？杨迎从他手中接过酒，没有吱声。小保关上了窗户。灯熄了，黑暗又回来了。
你们听见了吗？朱国良用胳膊碰了碰我，什么声音？
刘胜利也觉察到了什么异常的动静，他带着另外一伙人朝我们聚拢过来。在潮湿的夜幕下，我们很快就听到一阵嘀嘀嗒嗒的声响。这种奇怪的声音已经持续了好一阵了，我开始还以为是蟋蟀在叫。刘胜利说。嘀嗒声时断时续，清脆而真切，与草丛中蟋蟀和鼻涕虫的鸣叫很容易区分……
一定是屋里的什么人在向潜伏的台湾特务发报。朱国良说。我们侧耳谛听，杨家大院的说话声此刻已经听不到了。南风掠过水面，呼呼地吹过树林和屋顶，在远处的山谷中发出低低的呜鸣。
可我怎么觉得嘀嗒声不是从杨家大院传出的，而是来自隔壁的裁缝铺……刘胜利说，莫非……
朱国良显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小声地提醒我们：他早就开始怀疑裁缝铺了。张裁缝是一个来历不明的外乡人，一直没有结婚，脖子上成天围着一条量衣尺，和金兰寡妇一样，有事没事总爱到杨家串门。
这个裁缝说不定就是杨福昌的联络员，而裁缝铺就是特务接头的秘密交通站。朱国良分析说。
一点没错。刘胜利插话道。发报机就藏在缝纫机里，白天，他利用裁缝的身份做掩护，从前来裁衣的各色人等口中探听、收集情报，到了晚上，他就拆开缝纫机，取出发报机，向台湾发报……
刘胜利正打算带两个人去裁缝铺看个究竟，朱国良一把抓住了他。因为，我们看见德顺手里捏着一个烂泥哨子，从裁缝铺旁边的一条弄堂里走了出来，他正在四处找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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