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雪从午后开始。四点钟天色就黄昏了。积雪封死了村庄。村里的草垛、茅蓬和井架都一溜浑圆。父亲进了家门一边掸雪一边抱怨说，怎么又下了？父亲一直盼望一个晴和的太阳，把草垫、棉花出一回潮，而后做好窝等我娘分娩。那时候父亲还不明了未来城市里雪花的意义，不知道雪花和摇滚、足球一起支撑了世纪末的都市激情。我注意过都市少女看雪的瞳孔，憧憬里闪耀着六角花瓣，剔透而又多芒。她们的羽绒衣在雪花纷飞中翩翩起舞。她们对雪花的礼赞感染了我。我弄不懂父亲那时为什么有福不会享。
父亲进屋后反身掩门。我的母亲坐在小油灯下面。母亲在那个雪季里一直呆在屋里，认真地做针线，认真地怀孕。我母亲在灯下拿针，怀孕的静态有一种古典美，鼻梁和唇沟呈现一道分界，半面橘黄，半面昏暗。父亲关门后看见小油灯的灯芯晃了一下，母亲这才抬起头，与父亲对视。父亲看完我母亲便从怀里掏出纸包，扎着“十”字形红线，是半斤红糖。父亲一勺一勺把红糖装入瘦颈玻璃瓶。父亲一早就到镇上去了，先找过组织，这是他成为右派后第一次汇报“思想”。他告诉组织汗水使他的思想与感情产生了“巨大变化”。这时候已是午后。天压得只有树那么高。父亲蹲在巷口的“T”形拐角，从怀里掏出两个烧饼，吃到一半父亲记起该到商店去买红糖了，这是麻大妈关照的。麻大妈关照买红糖时脸上的麻子无比严厉。麻大妈说，砸锅卖铁你也要买，不吃红糖女人就打不净血，淤在肚里头要落下病根的。父亲听任何人的话，父亲当然听麻大妈的指教。父亲买回了半斤红糖。他的贮藏过程充盈了要当父亲的复杂心态。后来父亲听到一声呻吟，回头看见母亲僵在了那儿。母亲的眼神和手上的女红朝两个方向延伸。父亲说，怎么了？母亲说，疼。父亲慌乱地舔过手指上的糖屑，跨上去拥住母亲。母亲用一种绝望的眼神盯着父亲，不行，母亲说，肚子，不行了。父亲把母亲抱上床，转脸冲到接生婆麻大妈的门口。父亲用力拍打木板门，高声呼叫麻大妈。父亲的呼叫语无伦次。麻大妈拉开门，一手抓了棉花一手捏着纺线砣。麻大妈耷拉了厚大下唇，问，觉了？父亲说觉了。麻大妈捻过线砣慢悠悠地回了一句话，回去烧水，烧两大锅水。父亲说，她在叫，她疼得直叫。麻脸婆走回堂屋自言自语说，随她叫，女人就这样，配种时快活得叫，下仔时疼得叫，女人哪有不叫的。
严格地说到此为止故事的主人公不是我母亲，是我。我正在娘胎里，也就是幕后，精心对生活垂帘听政。我对身边的事一无所知，但这不要紧，我的地位决定了我可以这样，至于母亲，她必须挨痛受苦。上帝安排好了的。
风停了，雪住了。雪霁后的子夜月明如镜。地是白的地，天是蓝的天。半个月亮，万籁俱静。碧蓝的腊月与雪白的腊月在子夜交相辉映。世界干干净净。宇宙一尘不染。
我的落草是在凌晨。在纯粹的雪白和纯粹的碧蓝之间，初升的太阳鲜嫩柔媚。我这样叙述是自私的，把自己的降生弄得这样诗情画意，实在不厚道。但诗情画意不是一个好兆头。在这里我要交代一个细节，接生婆麻大妈最初见到的不是我的脑袋，而是脚尖。我弄不清为什么我要选择这样一种方式。我的样子糟糕透顶。麻大妈一见到我的脚趾脸上的神情说变就变，所有的麻子全陷进去，那张厚重的下唇拉得也更厚更长。我的脚趾冒着热气，粉红色，沾满白色胎脂。麻大妈回头对父亲说：“是寤生。”父亲的脸上顿时失去了颜色。父亲的大惊失色一半缘于我们母子的安危，另一半则是让麻大妈的话给震的。目不识丁的麻大妈竟然把“难产”说成了“寤生”，那两个字在父亲的耳朵里无比振聋发聩。这和麻大妈的名字叫“雅芝”一样匪夷所思。我是在大学一年级读《左传·隐公元年》知道“寤生”一说的。史书上说：“……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庄公因难产而遭到生母的厌恶，可见“寤生”不是什么好兆头。但我的降生姿势并没有给我的母亲造成致命的麻烦。麻大妈用她的手掌握住了我的小腿，而后托住我的腰。我猜想这时候麻大妈已经看到了我腿根的小玩意了。她的接生陡增激情。我的身体热气腾腾，像刚剥了皮的兔子，在麻大妈的掌心渐次呈现出生命意义。她哆嗦着下唇不停地重复，使劲，就好了，麻大妈说，使劲，用力屙，就好了。她的这些话起初是说给母亲听的，后来竟成了习惯，她甚至用手背压鼻壁擤鼻涕时也这样嘟噜，使劲，就好，就好了。母亲张大了嘴巴，只是“使劲”。这个过程困厄而又漫长。母亲不行了。母亲生我最后半个脑袋时几乎耗尽了全力。是麻大妈把我拽出来的。我今天的脑袋又尖又长与这个细节关系甚巨。我的“寤生”终于完成了。身体只剩下一根脐带连系住母体。麻大妈弯下腰，伸长了颈项，用嘴衔住了脐带的根部。麻大妈不是用剪刀，而是用牙齿完成了我的人之初。刚来到这个世界我没有动，我的脸青紫色，鼻孔和口腔里贮满羊水。麻大妈用力摁住我的鼻头，我大哭一声，羊水喷涌出来。我今天的鼻头又宽又扁也是麻大妈的杰作。麻大妈大功告成，站在房门口。她老人家疲惫至极，倚着门框。麻大妈喘着气对父亲报功：“好了。”父亲的双手和下巴挂在那儿，听麻大妈说完这两个字。父亲吓坏了。麻大妈的双手与口腔沾满产红，笼罩了一圈鲜艳血光。她的笑容使她咧开了真正的血盆大口。麻大妈的每一颗牙齿都布满血迹。她就那样血淋淋地笑，对父亲说，好了，屙下来了，是带把的。
父亲进门时我没有理他。我被撂在铺了一层花布的泥地上。和别的孩子一样，跷起两条腿，紧握两只拳头，闭着眼睛嚎哭。
大学三年级的那个冬天我专程拜谒过刘雅芝，也就是七十八岁的麻大妈。那一天下了冬雨。村里的草屋与巷弄都显得龌龊无序。我在泥泞的巷底找到了业已孀居的麻脸老人。她蹲在猪圈内侧，四周围了一群人。一个男孩蜜蜂一样为我引路，他从大人的裤裆下面钻进猪圈，大声说，麻老太，城里有人找你。人们让开了一道缝隙，麻大妈正在为一头硕大的母猪接生。母猪是黑色的，八只小黑猪正卧在金黄色稻草上拱母猪的红肿奶头。麻大妈绾了头发，袖口卷得很高，脸上的麻子松成椭圆状。因为眯眼她老人家张开了嘴巴。她的牙只剩了两颗，对称地立在暗紫色上牙床上，像一只蛐蛐。麻大妈望着我。她的紫色牙床使我想起了我的肚脐。这次联想使我的记忆出现了历史空罅，吹动起冬雨里的风。麻大妈吃力地站起来，盯着我的头颅顶部，正确地指出：“你是倒着出世的。”我惊喜地说，您老记得我？麻大妈的脸上没有表情。记不得了，麻大妈说，我接过的娃比接过的猪还多。我很突然地激动起来，说，我是您接的生！麻大妈的双手麻木地垂挂在那儿，半透明的血色水珠在指尖上往下滴漏。这时候有人喊，第九个！第九个！麻大妈坐下去，用她的血手抚弄黑色母猪的红肿产门。是一个小白猪，这个色差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印象。大家静下来，麻大妈极耐心地用手托住小猪。小猪的生产过程寓动于静，如日出那样，你不见它动，它就一点一点变大起来。麻大妈变戏法那样接出了猪仔，用干稻草擦了又擦。麻大妈说，你回去吧娃，我不接你你也要来到这个尘世上，这是注定的，你逃不出这个命。大家一齐回过头来，看着我。我把礼物放在地上，麻大妈就那样唠叨着。我疑心麻大妈是在和猪说话，心中无可挽回地怅然起来。我用研究《左传》《圣经》和《判断力批判》的眼睛盯住那双手，找不出这双手与我的生命曾有过的历史渊源。作为一种历史结果，麻大妈手里现在捧着的仅仅是猪。我在幸福之中黯然神伤。我的身体开始颤栗，无助却又情不自禁。麻大妈说，一物一命，可谁也逃不脱一双手。
麻大妈早就死了。她老人家的手在我的想像里散了架，所有的骨头都像竹节，一块一块排列在黑土之中。我现在在海上。我的怀里揣了那张地图。我常干的事就是看地图。没事我就把地图摊开来，这是我亲近世界的一种努力。我在这张地图里走过很多地方。也可以说，我带了这张地图走过了很多地方。在两种迥然不同的游历方式里，我尽量仔细体验微观与宏观。它们是一回事。是世界的正面与背面。是感知的这头与那头。这张地图已经很脏了，折头都生了毛边。但这张地图的本质依然如故。一比六百万这个比例说明了它与世界的关系。这个不同等、不平均的关系里有绝对的对等与精确。世界在人类的智慧面前已经很滑稽了。我就那样一手叉腰，一手夹烟，在千年古柏或万年青石之旁精骛八极，神游四海昆仑。我知道我的样子很像战争年代的毛泽东。但他是他，我是我。我看地图完全是审美的，看久了就会有幻觉，认定自己已在九万里高空，如鲲鹏背负青天。在青天之上我时常产生宇宙式幸福感。我在地图面前甚至产生过恐高症，担心一不小心掉到地图里去。世界真的已经像古书里说的那样了，藏昆山于一芥。世界有时其实是经不住推敲的。
地图的另一迷人处是它的色彩。它的色彩相互区分又相互补充。区分与补充使地形与地貌产生了人文意义。但我眼里的色彩区分恰恰不是行政的，而是语言的。地图色彩的缤纷骨子里隐藏了语言的无限多样。上帝不会让人类操同一语言的，这不符合创世纪的初衷。我们没有必要统一什么，统一是一件不好的事，大统之后会有大难的，弄不好就要犯天条。
离家时我只带了这张地图。我决定两手空空离开这个家。我够了。我受够了。林康终于去睡了。她和我吵了又吵，相持了两个星期。她一吵架便热情澎湃，目光里透视出世俗冲动与毁坏激情。她一吵架身体四周便散发出金属光芒和生命气息。林康在婚前曾是我的一只小鸟，只会歌唱春天、夏夜、植物与爱情。她的身高一米五八，她娇小的身躯在结婚之后裂变成原子弹，能量无比，威力无穷，笼罩了一层刺眼炫目的蘑菇云。她铁青了脸瞪着惊恐的眼睛对我一次又一次大声呼叫：去挣钱，去挣钱，快点去挣钱！这年头不是男人疯了，而是女人疯了。她们在梦中被钱惊醒，醒来之后就发现货币长了四条腿，在她们的身边疯狂无序地飞窜。她们高叫钱。这年头女人成为妻子后就再也不用地图比例尺去衡量世界了，而只用纸币。
我已经放弃我的博士与命题了。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哲学家说得真好，我们不能放弃我们根本没有的东西。我决定走。离开原子弹，离开充满美丽与充满性高潮的一米五八。凌晨四点我悄悄取了背囊，里面只装了地图。我站在大街上，路灯一拳头把我的影子撂倒在水泥路面。我打了一个寒噤。凌晨四点宁静而又淫荡，对日出充满引诱与挑逗。
铁轨伸向远方，发出锃亮的光，乌黑而沉重地闪烁。蒸汽机头在浓烈的白色气团中夜游，黑魆魆地喘粗气。铁轨与机头使世界贮满迷乱。凌晨四点的铁轨具有强烈的启发性，它们纵横交错，使“夜”与“终点”一同变得不可企及。我困得厉害。我把衣领竖直，把自己想像成站在铁轨上的狗。远方有许多骨头，它们对我发出青白色的光芒。
我是在嗅觉的引导下来到海边的。火车的长途旅行使我的听觉变得迟钝，嗅觉却异样活跃。我在昏睡中没有听见海浪的声音，——那种绵软的扑击体贴而又依恋，如做爱的尾声，轻轻悄悄地弥漫开来，再疲惫下去。但我闻见了海腥。我坚信大海就在前方，在地图的右侧一片淡蓝。初恋岁月林康的指尖曾指着蓝色海岸线对我说，这儿，这儿，你带我到这儿。那一年林康十九岁，在西语系读英语二年级。林康十九岁那年通体有一股极好的弹性，如一只乒乓球，在校园道路上跳来蹦去。她的马尾松纷乱如麻，成为红蜻蜓与彩蝴蝶的纯情偶像。我和林康的相识完全是偶然的，而恋爱却是必然的，因为“爱情只是偶然的擦肩而过”。我一直弄不清林康这句话的出处，可能是她的脱口而出。被爱情闹的。恋爱能使十九岁的女子一不小心就说出许多真理。我和林康相识在下雨的路上。她头上举了一本书，张大了嘴巴直冲而来。溅了我一身泥。我说你站住，她就站住。我说我送你。她的眼睛与我的眼睛有了幸福的三十一厘米落差。那时林康的皮肤像瓷器。十九岁，还没有退釉。我相信喜欢新奇的人都这样，他们的恋爱十有八九都始于雨伞下面，而雨伞下建立起来的婚姻十有八九都是灾难，又将终结于某个凌晨四点。后来我们就有了接吻，她说，接吻真好。接下来当然就有了做爱，她又说，做爱真好。后来她嫁给了我。新婚之夜林康告诉我，做新娘真好。在第一个“真好”与第三个“真好”之间，林康从我这里染上了爱看地图的毛病。我们做了许多计划，所有杳无人迹的地方都有我们想像的双飞翼，开满温馨的并蒂莲。林康的尖细指头摁在地图上，一遍又一遍呢喃，这儿，这儿，还有这儿。我一一答应。世界是所有新郎的后花园。
在海上我打开地图。船沿着海平面的弧线向深海航行。地图的四只角在海风中噼叭作响。海碧蓝，望不尽的全是水。世界不复杂，就是水的这边与那边。在海上我马上发现地图失去了意义。海的巨大流动使人类的概括力变得无足轻重。我在甲板上遗忘了平衡，开始晕海，吐了很多腐烂物质与琐碎颜色。吐完了我蒙头大睡。我做了很多梦。它最初涉及老子和爱因斯坦完全是意外。我梦见他们俩是上帝给我的礼物。老子身穿灰色中山装，对爱因斯坦说，欢迎你来，爱因斯坦先生。爱因斯坦说，很高兴见到你，老子先生。老子坐下去，点上烟，认真地品完第一口，说，我们可以谈谈哲学问题，别的事让他们谈去。——你应当读过我的书，我写过一本《道德经》。爱因斯坦的十只指头叉在一起，说，我知道有人用汉语写过这本书，我至今没有读到好的德文译本和英文译本，好在我大体知道您想说什么。爱因斯坦头发花白，大鼻头，满脸皱纹。老子笑起来，反问说，译本？永远也不会有。爱因斯坦直了直上身，说好书都这样。老子点头微笑，先生在研究什么？老子问。爱因斯坦看了老子身后的书架，答道，我研究物理，也就是格物致知。俗，老子说，俗了，——你说，宇宙究竟有多大？是这样，爱因斯坦打起了手势，宇宙是一个广阔无边的呈正曲度抛物线状的绝对无限量，又是一个不可逃逸而自我封闭于有穷广袤中的、呈角曲度的四维有限体。你说些什么？老子皱了眉头，灭掉香烟说，医生总是不让我抽烟。请您把自己想像为附着在按差数不到一微米度的三维空间表面上的一个二维几何体，爱因斯坦这样说。老子摆摆手，大声说，这些没用，我们只关注人，活的死的不要紧。别的都可以放一放。我们应当关注宇宙，爱因斯坦辩解说。我们有时间，老子站起身说，我们先吃饭，我们有菠菜豆腐汤，我看这就是宇宙。爱因斯坦望着老子，大而疲惫的眼睛忧郁起来。爱因斯坦说，物理学比政治更能体现一个民族的本质，虽然物理学是全人类的。老子走出山洞，面有愠色，自语说，爱因斯坦是个右派。
我躺在大副的床上，做梦和呕吐。在做梦和呕吐之余追忆似水年华。大海对大陆的敌视太固执了，我不彻底吐干净大陆，大海似乎执意不肯收我。我觉得我已经没有什么可吐了，除非把胃也吐出去。但我不太愿意把我自己吐掉。我知道我的心智已经迷乱了。这全是晕海闹的。为了走向大海我只能接受这样的的仪式。向往大海最热烈的当然还是林康。即使在怀孕的日子林康也没有停止对大海的憧憬与展望。她憧憬大海时的静态十分动人，眼睛闪烁干净的光，鼻头亮晶晶的。我曾问过林康，你到底喜欢大海什么？林康回答我说，她就是喜欢在海边花钱。林康说这话时腆着大肚子，一遍又一遍设想我成为亿万富翁，我们的别墅从大连一直排到三亚，从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都要在地图面前比划半天。
林康怀孕的日子我正潜心于一样重要事件，我开始研究我的家族史。在一个不期而然的宴会上，我意外得到了奶奶的消息。这是一个晴天霹雳。对我个人，对我的家族，这都是一个晴天霹雳。奶奶的消息为我研究家族史提供了可能和良好契机。就我的家族而言，即使在父系社会，奶奶永远是最重要最基础的一环。但父亲从没有对我提起过奶奶。由于奶奶这一祖系形象的空缺，父亲显然经不起推敲。用我们家乡的一句格言来概括，好像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是一位年迈的远房亲戚向我提起了我的奶奶。他喝了四两洋河大曲。这种烈性液汁使他变得心直口快。他把我拉到一边，神秘地说，你有个奶奶，是你的真奶奶，她还活着，在上海。远房亲戚用六十度的眼睛盯住我，压低了声音说，你不是我们陆家的人，你是个东洋鬼子。他喝多了，我不会太拿他当回事。但第二天事情就严重了，第二天中午，年迈的远房亲戚带了一家老小到我家里来谢罪。他用巴掌掴扇自己的面颊，大骂自己老糊涂，大骂自己满嘴胡话。而父亲在整个过程中一言不发。父亲坐在椅子里，神色相当古怪。父亲最后说，三叔，我也没有怪你。一屋子的人在这个节骨眼上静了下来，都望着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发现酒话恰恰是历史的真面目。历史在酒瓶里，和酒一样寂寞。历史无限残酷地从酒瓶里跳出来，带着泡沫与芬芳，令我猝不及防。一部真实史书的诞生过程往往又是一部史书。这成了我们历史的特色。我们在接受每一部历史之前都要做好心理准备，会有下一部面目全非地让我们去面对。“三叔”听了父亲的话便安静下来。两只肩头垂下去，一脸沮丧，如一只落水狗。这往往也是道出历史真相的人最常见的格局。“三叔”缓缓退出我家门槛，自语说，我老糊涂了，我老糊涂了。
空旷的堂屋只剩下我与我的父亲。我们对视了。这种对视有一种灾难性质。父亲与我的目光一下子超出了生命范畴，发出羊皮与宣纸的撕裂声。巨大的孤寂在我们的对视中翻涌，拉开广袤平川，裂开了参差无垠的罅隙。刹那间我就想到了死亡。一种生命种性被另一种文化所宣判的死亡。这样的发现是致命的。迅雷不及掩耳。父亲故作的镇静出现了颤抖。他的整个身躯在那里无助的摇晃。后来他走到房间里去，在没有光的角落打开许多锁。他用多种秘密的钥匙把我引向历史深处。父亲最终拿出一个红绸包。红绸包退了色，如被阳光烤干的血污，发出不匀的血光。父亲解开红绸，露出一张相片，是发黄的黑白相片。一个新文化旧式少女，齐耳短发，对襟白色短襦。完全是想像里“五四”女青年的标准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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