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似乎）总是发生在偶然之间。所谓偶然就是几个不可回避碰到了一起。这才有了命。才有了命中注定。作为史学硕士，我不习惯依照“规律”研究历史。历史其实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兴之所至，无所不能。历史是即兴的，不是计划的。“历史的规律”是人们在历史面前想像力平庸的借口。历史当然有它的逻辑，但逻辑学只是次序，却不是规律。
对于中国现代史而言，日本是一个结。而对于我们陆家家族而言，日本人板本六郎是另一个结。
板本六郎在夏日黄昏随小汽艇来到了楚水。一路上没有战事。作为这支小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板本六郎的注意力不在岸上，而在水上。中国河水有一种忧郁气质，习惯在安分中逆来顺受。日本汽艇驶过的水面留下一道长长的水疤，使清凉变成一种视觉上的灼痛。板本六郎坐在汽艇的顶部，身边是机枪手大谷松一。板本六郎军帽后的挡阳布在夏风中跃动，不时拂动后脑的中国风，给他一种柔和动感的凉爽。
县府的投降使占领形如儿戏。战争就这样，一寸土地有可能导致大片死伤，而大片疆域也可以拱手相让。日本人进入楚水城首先做了两件事：一，受降；二，到大雄宝殿拜见菩萨。日本人的这两件事完成得极为肃穆，这两件事本身却互相矛盾。是一种大反讽。真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板本六郎的这次宗教活动是麻木的。他不想念中国菩萨能听得懂日语祷告。他的祈祷总体上心不在焉。他无限意外地，也可以说无限惊喜地看见了这样一副对联：
杨柳枝头净瓶水
苦海永作渡人舟
板本看见了两行好书法。板本走过去，他投入了另一种宗教。板本的心智在皈依，是一种幸福细软的文化靠泊。
书者用的是赵孟頫笔意。撇捺之间有一种愉快飞动。盼顾流丸，杳然无声，风情万种，得尽风流。书者对汉字的分布与解意释放出晓通人间烟火的真佛灵光，苦行之中隐逸着一种大幸福与大快乐；操守与自律里头又有一种大自在与大潇洒。每一个字都是佛。在这样的小地方隐藏着这样的大书家，完全符合中国精神。怀瑾握瑜历来是中国人的胜境。板本六郎找到住持，行过礼，在纸上写道：对联写谁？住持看了半天，明白了他的意思，接过笔，写下三个字：陆秋野。
寻找陆秋野没有费板本六郎的工夫。板本六郎只身一人于次日下午登门拜访。陆秋野不在家。他的女儿婉怡孤身一人坐在红木桌旁读书。陆秋野的女儿抬起头，看见过廊里一位戎装日本人从天而降，她的眼睛顿然间交织着无限惊恐。下人张妈手执抹布，僵硬地注视了这次历史性对视。张妈后来成了我们家族史里的关键人物。历史就这样，每过一段时间就把一个奴才推到无比重要的位置上去。历史被下等人的观察与叙述弄得光彩夺目，而历史本身则异样寻常。
陆秋野的女儿婉怡是在日本人立正、向后转走后坐下去的。她自己一点也不记得什么时候站起身子的。婉怡坐下后大口喘气。张妈丢下抹布不停地揉小姐的胸脯。小姐说，张妈，张妈，张妈。太太从后院进来时小姐已经安顿好了。太太吩咐下人用桑木门闩闩死大门，脑子里不停地问，出什么事了，到底出什么事了？
婉怡就是我奶奶。这个父亲当然知道。但了解历史的人易于规避历史。人类完全把自己弄环了。我想父亲对这一细节比我更为了解。那一年冬天母亲向我叙述1958年，那是母亲怀我的日子。她刚怀上我，父亲就逼她去医院做人流。这一细节不同寻常，它至少表明了父亲对家族史的了解程度。对历史的洞察引起了父亲内心的种性慌乱。知父莫如子。林康怀孕后我坚信我了解了父亲。我再说一遍，这已经完全超越了生命范畴。种性文化在这里无限残酷地折磨父亲的过去完成与我的现在进行。
1958年的冬季是一个冰天雪地的冬季。这时的父亲早已不在楚水县城。在乡下。他和爱因斯坦一样做了右派。母亲正是在这一年怀上了我。母亲无限惊喜地告诉父亲这个秘密。这是初次怀孕的女人常规性做法。母亲把父亲拽到土灶后头压低了声音说，她可能“有了”。父亲望着母亲，父亲的脸上顿时刮起了东北风，残荷败柳东倒西歪，呈现一片冬景。父亲沉默了好大一会儿，阴了脸说，知道了。随后开始了漫长沉默。父亲的沉默像刀片，能把你的肉一点一点割下来。父亲在几天后对母亲说，你最好回城里“做掉”。母亲说不。母亲接下来问干吗要“那样”？父亲便不开口。母亲这时随父亲来到乡下，在破庙里教孩子们四则混合运算以及《收租院的故事》。母亲沉默了一会儿说不。面对母亲的固执，父亲的固执表现得更为内在和有力。他拉下一张瘦脸，皱纹都绷直了，终日不说一句话。父亲不肯和母亲对视，甚至不碰母亲端上来的饭碗。父亲的沉默带有巨大的侵略性，可以压断他人的神经（所谓他人其实只有母亲）。父亲的沉默在其他方面用得却极其拙劣，他用沉默进行政治斗争，结果输得一塌糊涂。他们把父亲赶到了乡下，让他面对泥土和牲口，他们让父亲和泥土与牲口比试，看看泥土、牲口和父亲谁先开口讲话。但母亲终于让步了。母亲端上碗对父亲说：“我回城去。”父亲听了母亲的话也做了让步，他接过母亲送来的麦粉粥，沿着瓷碗喝了一转。他们相互看了一眼，幸福得伤心死了。生儿育女是父亲绝对不敢正视的东西。我觉得父亲的苍凉心态已经体悟到了生存极限。大悲悯与大不幸使他学会了正视家族生态。他把自己当成了我们家族史上的一块石碑，他的存在只意味着家族生命的一件事：到此为止。我认定父亲一定有过自杀的念头，他没有自杀成功只可能是技术上出了纰漏。
母亲的手术没能如期进行。偶然因素在历史的关节眼上再一次站起了巨大身躯。我至今能看到它的黑色阴影。母亲的手术费在码头上给人抢光了。丢钱的愤怒坚定了母亲“不要”的决心，这多少有点不可理喻。回到乡村父亲就走到大队卫生站，他找到了赤脚医生。医生说，办法是有的，就是大人要受内伤。父亲没有作声。医生给了父亲一整瓶奎宁。这种由热带作物“金鸡纳霜”提炼而成的特效药，专治疟疾，同时兼备收缩子宫之功效。鉴于这一效能，奎宁一度又成了堕胎良药。它成了乡村爱情悲剧里最有力的巨灵之掌。母亲接过奎宁后镇静无比。她倒出了一把，昂头吞了下去。几十分钟后母亲的脸上开始发白。她躺下了，当晚就神志模糊。母亲喘了大气说，下来了没有？父亲没有回答。母亲说，再吃、再吃、再吃。恐怖在这个时候袭上了父亲的心头。母亲已经完全不对劲了。母亲大病一场，堕胎却没能成功。我在母亲的子宫里坚守自己的阵地，直到最后胜利。我的头痛病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把奎宁。从记事起我的头就疼。我一直认为人应当头疼，就像长眼睛和流鼻涕一样理所当然。我看了《西游记》后才知道，即使是孙悟空也是不该头疼的。头疼完全是有人念咒。头疼是一件最头疼的事。它伴随着思想，成了我思想的前提和代价。
母亲病愈后没有放弃她的使命。她可能已经忘记了堕胎的初衷。只留下了一种心理愤恨。她开始为堕胎而堕胎，就像不少人为吃苦而吃苦，为拍马而拍马一样。母亲挑水、登高、深蹲、下跳，母亲在炎热的日子里拚命跳绳，绳索在地的脚下头顶呼呼生风。母亲从一数到两千，母亲累倒了站起来，生命不息堕胎不止。但母亲终于失去了信心。母亲逢人就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就是下不来？母亲说，你拿碾子碾吧，实在是下不来了。父亲动了大怒，沉默的父亲终于高声呵斥说，生，给我生，我倒要看看是个什么东西。沉默的人一开口往往就是真理与命令。母亲这时候相信了命。命就是这样。命中一丈难求八尺。
林康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背影也开始糟糕。她白天在家吃饭睡觉，夜里去交易大厅上班。我不知道她那个老板是怎么弄的，竟然允许她这样在公司里进进出出。在我研究家族史的惨淡岁月，我和林康的关系反而平静了许多，像两个客人，彼此相安无事。林康有好几天甚至都像贤妻良母了。随着我对历史研究的逐步深入，我日渐消瘦下去。林康怀疑我有了外遇。这是她所希望的。这样也许就扯平了。所以林康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你可以在外头“搞”。应当承认老婆怀孕是男人的危险期，多数男人在这段日子里不可救药。但我没有外遇。我坚信这段日子的前期我已经阳痿了。我甚至盼望自己就此松软下去。这没有什么好可怕的。就是在这段日子的前期我爱上了汉字，是夹在日语里的那种。我在新华书店里找到了日语教材，上面用最时髦的圆头体写了“日本语”三个字。我不知道这三个字用日语发出来是什么声音，但我凭借汉语文化直接走进了日语。世界上竟然有这样两种民族，凭借一个民族的文化呼吸体验到另一个民族的文化体温，而这两种文化相去甚远，只在文字里留下一些似是而非。为此我曾伤心万分，内心风雨交加，千古悲伤风起云涌。我就是在这个伤心的午后决心学习日语的。我捧回了大捆日本语书籍和教学磁带。林康望了一眼我手里的东西，没有开口，我也没有开口。我望着林康，她脸上的那种神情一下子又回来了，她脸上的中国表情刹那间唤醒了我：我从来就是个汉人。看到林康的表情后我立即决定放弃日语。这两个决定之间只有七十六分钟。我认定了我一生将是这七十六分钟的矛盾体验。我将在这种冲突中风雨飘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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