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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进行李袋的最后一样东西是《马可·波罗游记》。要不要随身带上这本书花了我很长时间考虑，所以我成了最后一个上到甲板的士兵。有人建议我带上：我们是去北京保卫公使馆，要跟义和团真刀真枪地干，随时可能没命，贵重的东西一定要带上，这是你最后读它的机会；若是不幸中的万幸，你被那些拳民砍了，又没砍死，待在医院治疗养伤时更得看。反对带的也有道理：又不是去旅行，哪有时间看书，你以为你是西摩尔长官？玩命的事你都不专心，还想着看书，真是作死；真打起来，命都守不住，一本破书早不知道丢哪儿去了。我最后决定带着，生死有命，不多一本书。
海风吹着也不凉快，大家撸起袖子和裤腿，让身体尽可能露出来。他们摩拳擦掌，不是因为要打仗，而是终于可以上岸遛遛了，整天圈在船上的确能让人发疯。我身后没人，空间足够放下行李袋，我靠着行李袋坐下。有点累。下午刚从岸上回来。请了假的。我把哥哥寄来的最后五根马尼拉方头雪茄孝敬给了长官，这是第四次。每次五根。也是哥哥教的，他说好钢用在刀刃上，不能一次便宜了那些龟孙子。憋不住了就拿出五根。我不抽烟，但我必须到处跑，哥哥知道，我来中国就是干这个的。能多看一英尺运河我就多看一英尺。
为了能到处跑，除了可以出入中国本土的护照，我费尽心力，把需要疏通的关卡都解决了。上帝保佑，顶头长官是个烟鬼，要不，他随便咳嗽一声，我铁定下不去军舰。不过我也明白，给他好烟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可能是，我们是老乡，他家住维罗纳郊区。虽然大老远的路都跑了，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但他确实没去过离他老家只有三十英里的朱丽叶家。他很少有机会进城。他以乡下人的好奇让我把朱丽叶家的每个角落都说了一遍。当我转而以乡下人的谦卑向他请假，他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每次都开心地答应了。他们都羡慕我。
照说一个水兵，不好好在船上待着，隔三岔五往岸上跑，是有点不像话。没办法，我就想下船。我又不想像他们那样，整天盯着上头的脸色，把自己的每一天都弄得像军姿一样整齐，以便取悦长官，噌噌噌地往上爬。我对他们说，中国有句话，无欲则刚，说的就是我。开头我这么说还挺坦荡，后来说完了就暗自脸红。哪是无欲，我是有想法了才出去的。往军舰和驻地附近跑，当然也是有想法，但我不脸红，像马可·波罗一样好好看看中国的锦绣河山，多他妈阳春白雪啊；但是现在，最近这四次，我是去看一个中国姑娘。秦如玉。汉字真是美妙，半夜里睡不着，我把这三个字在喉咙和舌尖、舌面上颠来倒去，为了防止不小心说出声，我咬紧牙关。一个朝思暮想的名字不能正大光明地说出来，不比背负一座维苏威火山更轻松。我真想把这三个字抱在怀里。
这两天我就是在秦如玉身边度过的，大部分时间是远远地看着，极少一阵子能近距离感受到她的体温，闻一闻她经过我旁边时衣裙带起的香风。她每天只做一件事，给纸上的娃娃、莲花和大鲤鱼上色。他们家做杨柳青年画。她画娃娃，大卫·布朗画她，我以看大卫画画的名义看她：既看大卫画里的她，更看正在画画的她。过去我一直认为大卫可以成为英国最伟大的画家，现在我要有所保留，他画的如玉绝对没有站在门子前给宣纸上扎着小辫儿的胖娃娃傅粉的如玉好看。千真万确。但我不会直白地告诉大卫，我依然对着他画的如玉竖大拇指，画得好，跟真人一样，漂亮。免得他一犯小心眼，下次不带我来了，或者干脆换个地方写生。我当然也可以单独来，可是来了我说什么呢？总不能说为看你来的。这句中国话我也真不会说。如玉的父亲不会允许一个专看他女儿的外国人到他们家，他对外国人还是隐隐持有敌意。大卫是我的借口，大卫也是我翻译，他懂一点中文，起码吃喝拉撒基本的日常交流没问题。所以我一直认为这个英国人是天才，只要他想干，没什么事干不成。地球人都知道汉语最难学，他只在塘沽待了半年，就可以自如地跟中国人打交道了。那时候他刚到中国，临时调做英国舰队高官的勤务兵，住到了外国人扎堆的塘沽城。他跟中国人交往的机会应该不多，但对一个语言天才，这个时间足够了。
头一次见到如玉，也是在大卫的画上。他问我，漂亮不？我说漂亮，看这眉眼这鼻子这嘴这手和脖子。如玉在白河里漂洗衣服的姿势都好看，侧身半蹲，衣服在水中画出了一个中国太极的圆圈来。大卫说，我问的是画漂亮不。我说，当然漂亮。你的画一直都漂亮。马屁拍得这么响，又有啥想法？没啥想法，我说，就干夸，无功利。大卫说，这话听起来有点耳熟。我想了想，还真是，四年前在威尼斯我就这么夸过他。一个字都不差。
我们在威尼斯成为朋友。父亲做贡多拉的生意，有几条船载着游人在运河和潟湖穿梭。当时大卫在威尼斯大学读书，快毕业了，逮着空就去里阿尔托桥边画画。他要画里阿尔托桥的四时百态。有一天我闲得无聊，主动请缨摇一艘贡多拉，半下午大雨滂沱，游客跳上岸就往客栈跑，威尼斯瞬间成一座空城。我穿好雨衣，摇着贡多拉在运河里慢悠悠地转圈，难得在大雨里独游运河。到里阿尔托桥下，累了，我在桥洞里停下。桥上有个打雨伞画画的小伙子。在威尼斯画画的人实在太多，跟在中国见到乞丐一样，每座桥边都聚着三两个，但冒着大雨画，撞上一次不那么容易。我就看着他画。
大半个小时过去，雨停我上岸，他也画完了。他把我和贡多拉都画了进去。我就认识了这个从英格兰来威尼斯读书的大卫·布朗。那段时间我跟父亲常住威尼斯，见面的机会就多，他把过往的画作带给我看。我们同龄。有一张画，一个扭头往回看的意大利女孩。我说真漂亮，画得也好。他问我如此礼赞目的何在，我说的就是：干夸，无功利。后来，我通过他认识了他的那个女同学。我还没谈过女朋友。很遗憾，老家在那不勒斯的姑娘已经有了男朋友。
离开威尼斯，我和大卫就失去了联系，没想到在中国重逢。有一天我们从各自的舰船上下来，乘驳船穿过十英里波浪翻滚的海面，到达白河河口，然后换乘更小的船穿过沙洲。过沙洲就可以看到白河南岸的中国城大沽，对面是城市塘沽。在塘沽下船，再乘两个小时火车才能到天津，这段路大约三十英里。去天津我们都得这么折腾。那条小船上挤了四五个国家的水兵，坐在我身边的竟然是大卫。四年不见，我们都变了样，但他左耳朵后面长的一簇金毛没变。那十来根金光闪闪的英式卷毛，一般人长不出来。我叫一声大卫，大卫·布朗，他立刻认出我。他坚持认为我嗓子里藏了一张砂纸，发出的声音既像诱惑又像折磨，拟音大师也模仿不了。他比我早一年来到中国，对于这个古老辽阔的东方国度，各方面他都堪称我老师。我对中国的所有知识，都来自马可·波罗和血脉一般纵横贯穿这个国家的江河湖海；尤其是运河，我的意大利老乡马可·波罗，就从大都沿运河南下，他见识了一个欧洲人坐在家里撞破脑袋也想象不出的神奇国度。
我们在船上深情拥抱，我和大卫·布朗。他是服役入伍，我是怀着对中国的好奇主动申请来中国。不管什么原因，我们其实都清楚，一旦你跨海而来还怀揣着利器，你就是侵略者。在中国待的时间越久，这一点我们就越清楚。我们聊了一路。其实是聊了一天，直到原路返回登上各自舰船。这一天我们一直在一起，我们进相同的店，喝相同的酒，吃相同的饭。他还在画画，我依然喜欢河流和出走。
因为舰上规矩多，又经常四处巡航，能碰在一起的机会不多，我们就约定，每次上岸，如果知道下次上岸时间，就写个条塞在沙洲上一棵老槐树的树洞里。从我们登上沙洲码头边的那棵柳树开始数，右手第三棵，半人高的地方有个隐蔽的狭长树洞。我放的纸条如果他不取，就永远在那里。我们通过这种原始的方式联系，居然也相当奏效，见如玉四次，我都是跟大卫一起去的。他去写生，从沙洲随便上一条船，或者租一条自己手摇，白河上下，哪个地方有感觉就在哪里停下。待在中国的这两年他一直如此。
有一回我们一起去塘沽采购，我说你的目的其实不是写生，不过是找个文雅的借口到处跑跑散散心。他歪头想了一会儿，觉得有道理，他的确经常出去转一圈，回来纸上连条线都没画。整天憋船上是够受的。不过他去风起淀倒是实实在在画了十来张画。
风起淀是个半村半镇的地方，比村大，比镇小，淀上人家沿白河两岸分布，码头不是很大，但过往船只打尖落脚足够。他在风起淀偶然看见如玉在河边洗衣服，动与静、全貌和局部的关系让他有了感觉，就在对岸支起画板画起来。如果不是我想看看风起淀，如果不是我还暗暗期待见到那神仙般的姑娘，大卫画完就画完了，可能再也不会再去那地方，因为我想去，他就又去了。因为我去了还想去，他就随我继续去。
我们俩到了风起淀，一点弯子没绕，直接到了那姑娘洗衣服的地方。不必说，她家一定在附近，谁会大老远跑别人家门口洗衣服。但河边一溜排开四五家，因为对着长河，谁也不好意思大敞院门，都关得严实。大卫对我嘿嘿地坏笑。我硬着头皮说，不信门里头有炸药，一家一家敲。至于敲开后怎么办，根本没时间想。后来我们知道，家家闭户上锁，固然是避开往来船上偷窥的目光，更重要的，为避免惹是生非。义和拳在风起淀已是风生水起，尚能过得下去的人家都希望岁月安稳，开门只会招灾引祸。先敲距洗衣处最近的大门，因为那家大门上贴了两张非常好看的门神，一边是秦叔宝，一边是尉迟恭。大卫说，这是杨柳青年画的风格。顺便给我普及了一下何为杨柳青年画。他曾陪伺候过的那个长官去过杨柳青古镇，现场观摩了镇上老艺人的年画制作流程。
敲三下。一点脚步声没听到，门就开了。因为我靠门近，右脚搭在人家门槛上，开门的人脸几乎贴到我眼皮上，我和对方都吓一跳。一个女声叫起来。不用看清楚对方的脸，只听声音我就断定她就是洗衣姑娘。后来如玉告诉我，她被我们吓坏了，开门见到两张脸，还是洋人，她以为撞见鬼。这有点夸张，我和大卫无论如何比那两个张牙舞爪的门神好看。如玉坚持认为秦叔宝和尉迟恭更好看，她看不习惯高鼻深眼的外国人。其实我没大卫那么像外国人，起码我的头发是直的，还是黑颜色；感谢祖宗，给我留了这么个别致的遗产。大卫一头黄毛，大卷套小卷，活脱脱一个卷毛狮子狗。她问我们是谁。我听不懂。大卫说，我们是游客，看见府上大门贴了两尊栩栩如生的门神，难得的艺术品，所以冒昧打扰。大卫又把他歪歪扭扭但足以达意的汉语翻译成英文给我听。我想这家伙真是人才，当了不到两年的兵就学坏了，多肉麻的话都说得出口。但我很感谢他，这种紧急情况下要是我来回答，我肯定会说，我想看看你，所以敲门看看这是不是你家。以如玉那时候的羞涩和脾气，准会给我两个大耳刮子，骂我臭流氓，然后一脚把我踹进门前的大河里。
未承想，恭维两个门神也起了大作用，如玉的父亲正带着如玉和另外一个徒弟，在宽敞的堂屋里给年画上色。秦叔宝和尉迟恭是老秦的作品。老秦不喜欢洋人，但洋人夸也是夸，他还是很受用。此后我和大卫屡次登门没有吃闭门羹，跟大卫这拍马屁的见面礼有不小关系。大卫兄弟，不管你在哪里，也不管我在哪里，我都要感谢你一辈子。他们邀请我们进去。他们父女和师徒正在给同一幅名叫《三星图》的年画上色。是三张内容一模一样的年画。画上现在主要是黑色线条勾勒出三个长相奇怪的老头：帽子旁边插了一枝花的老头代表“福”；戴官帽的老头代表“禄”，脑门鼓起一个大包的光头长胡子老头代表“寿”；每一个老头身边各有一个胖娃娃，抱大寿桃的抱大寿桃，扛玉如意的扛玉如意，捧官印的捧官印。老头小孩都饱满和善，肥嘟嘟胖乎乎，看着就想伸手上去捏一把。除了这三张，门子上还贴着很多用雕版印制出的相同年画，老秦一边自己给老头和娃娃上色，一边跟如玉和徒弟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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