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任在杭州一共待了两年。关于这段生活，我们先来看葛任的一段自述。1年，葛任在上海与鲁迅交谈时，曾这样说道：
先前所见的杭州，是在一把折扇上。一位叫徐玉升的先生到青埂来，欲带我去杭州见父亲。那人有一把折扇，上面画的便是西湖。他说，西湖乃人间天堂，他便是要将我带到那天堂去。折扇上的西湖，像用烙铁烙出来的，呈环肥燕瘦之态，又若美女舞于瓦砾。
到了杭州，办完父亲的丧事，我留了下来，徐玉升先生常带我与冰莹到西湖边散心。可在西湖边待得愈久，愈觉得它的亲近不得。西湖是迷人的，可有了诱惑，你便想逃离；西湖是悦目的，可它却不赏心。它便像那盛装的女人，可携手出入于盛宴，却断然不是可以一诉衷肠的情侣。怪哉，怪哉，我倒被它搞迷惑了。它还是夏天的飞雪，冬天的花卉，秋天的煦风，春天的落叶。它是一阕词，合辙却不押韵。船桨摇起，滴落的水珠如柔指在拨弄筝弦，然而听上去，那声音却是哀哀的。
冰莹枉为杭州人，对杭州生疏得很，还比不得我这青埂人。我与她常结伴游西湖，爬葛岭。她是那样娇小，令人顿生怜爱之心。有一回，她送我一只柳叶笛，徐玉升先生见了，脱口念了一首《静女》诗：“自牧而归夷，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冰莹不解其意，还以为徐先生自吟自唱，而我想必早已面红耳赤……
有论者认为，这段文字充分表明了他“思想的苦闷”，并认定这是他后来东渡日本的原因（见《葛任研究会刊》第二辑）。但我却倾向于认为，在杭州的两年，其实是葛任一生中难得的一段幸福时光：还有什么比初恋更迷人呢？
将葛任带到杭州来的那位徐玉升，是浙江溪口人。他也是葛存道流亡日本时结识的朋友——正因为此，他才会亲赴青埂，将葛任接到杭州，要让他们父子见上最后一面。后来他写过一篇文章叫《湖心亭之雪》。其中提到了葛任、冰莹和阿庆。徐先生的文章半文半白，亦中亦洋，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比如，他称葛任为阿R，阿庆为阿Q，冰莹为阿Y：
雪霁之夜，圆月犹皎，与阿R、阿Q、阿Y同游西湖。三人皆为重来，然一同泛舟湖上，乃为初次。阿R未及弱冠，才智不凡。阿Q乃垂髫小儿，是Y家底（的）伙计。
更定之时，引一小舟，同往湖心亭看雪。小舟又名七板子，清隽可人。舱内窗格精雕细镂，且饰有花纹玻璃。舱前设有栏杆，支着弧形之顶，顶下悬有灯彩，如三秋雅丽之果实，又如披云挂雾之荷苞。立于舱前，可顾盼两岸景色。当是时也，天山相交，云水相接，长堤一痕，短亭一霾。阿R与阿Y立于舱前观景，阿Q在舱后嬉水。而吾独卧舱内，饮酒自乐。桨声悠然，如缓步之行云；醉意朦胧，如水面之微漪。
进堤桥圆洞，忽有歌声袅娜而来。桥砖如黑石，示人时世之长久；歌声若暖玉，诱我酬谢之情怀。有一画舫于桥洞之外，疏影横斜，暗香浮动。是时，歌声忽戛然而止。船家告日：此乃苏小小之转世。阿R遂脱口吟道：呜呼，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苏家弱柳犹含媚，岳墓乔松亦抱忠。踏上画舫甲板，果有一女子双目含黛。把酒当歌，人生几何；明月高悬，心定神闲。吾邀阿R上画舫与女子同饮，阿R对日：苏小小不为庸人之姬妾，而呈美色于街市，乃吾心中一圣符，吾闻其声便可念其形也。遂与阿Y携手返回舱内。
遂与阿R、阿Q、阿Y留于七板子。至湖心亭，拥毳衣炉火，命阿Q烧酒，酒醉而归。溪口玉升记于甲寅年冬。
关于徐玉升先生，本书后面还要多次提到。他后来到了香港，编辑出版了一份名叫《逸经》的报纸——如前所述，1943年初，冰莹就是在这份报纸上看到了葛任的《蚕豆花》一诗，才从上海前往重庆的。徐玉升后来著有《钱塘梦录》一书。这篇《湖心亭之雪》就选自《钱塘梦录》。书前附有冰莹、葛任和阿庆的一张合影。我在上面还看到了我的姑祖母，即阿庆所说的随同毕尔、埃利斯牧师一起来到杭州的那个姑娘。照片上，阿庆蹲在前排，戴着一只瓜皮帽，面对镜头似乎有点羞涩。冰莹穿着一件灰白色雨衣，高筒皮靴，花格子领巾的一角露在雨衣外面，显出她特有的妖娆气质。葛任挨着冰莹站着，他并没有看镜头，他似乎被别的东西吸引住了。顺着他的视线，我看到了一堆瓦砾。而我的姑祖母，就站在那堆瓦砾上面。她怀中抱着一个女婴——姑祖母告诉我，那是她在杭州街头捡来的一个弃婴，后来不幸夭折了。在她的身后，有一群白鹅正从疏朗的林子里出来。正如阿庆提到的，姑祖母当时穿着素色的裙子，留着齐耳的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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