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老的自述还没完，但与葛任有关的部分，就到此为止了。整理完上述文字以后，我又另外找齐了丁奎保存的那几份报纸：民国三十二年6月1号的《逸经》，6月2号的《民众日报》，6月3号的《申埠报》，以及6月4号的《边区战斗报》。这几份报纸都涉及葛任之死。不过，此时距葛任之死（3月6日前后）已经过去了三个月。
其中，《逸经》的文章最为全面。在同一天的报纸上，还有关于物价飞涨，小偷被抢；城垣沦陷，日军轮奸；车夫纳妾，妓馆八折；日军推进缅甸，滇缅公路被关；小儿路迷，少妇忤逆等等报道。关于葛任的那篇短文，发表在仁丹广告和保肤圣品乳酪膏广告之间：
近几日，报社同仁又再度忆起葛任先生。葛任乃青埂人氏，葛洪之后，其父葛存道先生，早年追随康南海先生。葛任曾留学东瀛，归国后参加了五四运动，后又至苏俄调查十月革命后之社会状况。盖因其有苏俄经历，故至大荒山苏区后，在中国布尔塞（什）维克内部节节高升。葛任先生经年著述《行走的影子》一书，殊为可惜的是，此书稿现已了无踪影。去年的今日，他奋袂执锐，与日寇决战，牺牲于二里岗，迄今尸骨未见。然，多日之前有传闻，葛任还活于人世，报社同仁无不欣喜。近日方知，乃指葛任先生精神永存。呜呼，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他为自己一生划（画）了一个圆满的大写的句号，实为天下文人之表率也。
文章中的最后一句显然让当时的中央政府感到了不安。政府或许认为，文章中所说的“圆满的大写的句号”，是对葛任的代号〇号的暗示，暗指葛任并没有死于二里岗。所以，第二天的《民众日报》上，就刊登了如下一则消息：
记者今日拂晓获悉：国府正酝酿掀起学习抗日英雄先进事迹活动。无论党派，不分国别，只要为抗战而死，皆为国民之效仿对象。牺牲于台儿庄的张自忠、牺牲于衡阳的美国人弗兰克·施尔（Frank Schiel）、牺牲于二里岗的葛任、牺牲于黄石口的加拿大人诺尔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十人，为首批人选。
次日，宗布的《申埠报》，原封不动地转录了这条消息，并加了一个编者按：
1943年5月10日，美国记者赛珍珠（Pearl Buck）女士在《生活》杂志上发表《给中国一个警告》一文，指出“政府中的高压者比以前更高压了”，“中国人现已央求美国的援助应直接交付中国民众，用于民众之身，而不应用以资助某一党派集团”。现在，国府亟应此略，当为上策。
我从黄济世的《半生缘》中得知，这个编者按，正是出自宗布本人之手。顺便说一句，我查遍当时的报纸，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国民政府并没有掀起这场活动。
在6月4号出版的《边区战斗报》上面，我再次看到了黄炎的文章，题目叫《战斗的一年》。文章回忆了去年6月4号首次将托派头子王实味揪到大会上批判的情形。文章的结尾，葛任作为正面形象出现了：
过去的一年，是战斗的一年，胜利的一年。去年的今日，我们还在大会上批判揭露王实味的丑恶罪行，而今年的今日，我们已经将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托派人物，悉数打翻在地。整风的目标已经完全实现……实践证明，王实味乃不知羞耻、不知天高地厚之人，唯一的特长无非狡辩而已。前几日，我在延河边遇见田汗同志，田汗同志给我讲的一件事，使我对王实味的嘴脸有了进一步认识。田汗同志说，葛任同志牺牲前就对他说过，王实味的俄语差劲得很，却处处冒充专家，听不得同志们的批评意见。别人说一句，他就说十句。现在，他终于不得不闭嘴了……我们越是怀念像葛任这样的好同志，就越是憎恨王实味这样的人……同志们，我们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我们还要继续提高警惕，认真学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革命的征途上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我还找到了昭和十八年（即1943年）6月6号出版的《朝日新闻》。在一篇题为《我是祖国的山樱》一文中，葛任的名字也出现了：
六月一日，是国际儿童节。记者日前在京都一幼稚园，参观了儿童活动。儿童为到场的皇军演唱了《我是祖国的山樱》。场面催人泪下。十七年（即1942年）今日，皇军在二里岗歼灭八路军头目葛任，赢得二里岗战役之胜利，乃我大东亚战争中一重要事件。八路的爱打游击。但今日截至记者发稿时，皇军龟山部已于华北石家庄一带，对八路军“毛驴小队长”沈福儒部实施围剿。愿儿童们的歌声，能漂洋过海，激励龟山部将士，赢得二里岗之后又一胜利。
我特意找到这篇文章，是因为其作者就是川井的妹妹代子。由此可见，川井并没有将他的大荒山之行告诉任何一个人。白凌告诉我，参加完希望小学剪彩仪式之后，在驱车前往白云河水电站工地参观的途中，她曾悄悄问起川井先生，为什么没有把葛任死在大荒山的消息传播开去。川井先生还没有吭声，范老就抢先替他回答了：“小姐，那还用问，他跟我们一样，也是因为爱嘛。”这句话很入耳，但有些笼统。所以至今我还不知道，范老所说的“我们”是谁，“爱”的对象又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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