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莘儒，”听瑞澂陈述完了，端方这样问他：“你想不想大大地出他一回风头？”
瑞澂不知他这句话的用意，只陪笑答道：“能出风头，岂有不愿之理？”
“好！你听我的办法，包你大出风头，不但大出风头，江南士林一定交口相颂。你这个江苏藩司，就当得稳稳儿的了！”
倘能如此，更符所愿，不过他不明白，如何得能使“江南士林，交口相颂”？所以口中应声，脸上却有困惑之色。端方自然看得出来，便即问道：“杨莘伯当年参过文道希，你记得吗？”
“嗯，嗯！”瑞澂答说：“记是记得，内幕不甚清楚。”
“我来告诉你吧！”
原来文廷式自光绪十六年榜眼及第，名动公卿，而李鸿章其时勋业正隆，但桑榆境迫，深感继起无人，早先寄望于张佩纶，不幸马江一役，多年苦心，尽付东流。如今看文廷式是个霸才，而且内有珍妃的奥援，外有“翁师傅”的赏识，不论从那方面看，都会出人头地，因而刻意笼络，在文廷式请假回籍，经过天津时，奉之为北洋的上宾，礼遇既隆，资赠更厚，希望收为帮手，将来看情形，传以衣钵。
及至光绪二十年春天，文廷式假满回京，恰逢大考，由于珍妃的进言，皇帝亲定文廷式第一。翰詹的大考与部员的京察，三年一举，得了第一都是非立刻升官不可的，文廷式便由编修升为侍读学士，这是难得一见的不次拔擢。翰林院的官制与众不同，从七品的检讨，正七品的编修之上是从六品的修撰，但从无编检升修撰之例，因为此缺是状元的专职。再上面是从五品的侍讲、侍读，从四品的侍讲学士、侍读学士。编检既不能升修撰，亦不能超擢为五品的侍讲、侍读，所以俸满升转之时，如果不是外放或改为部员，而仍侍清班，便得到东宫官属的詹事府去转一转，其名为之“开坊”。
“坊”是詹事府的左右春坊，下有三种官职，皆分左右，赞善从六品，中允正六品，庶子正五品。还有一个掌管图书经籍的官职，名为“司经局洗马”，是个有名不易升转的缺分。
曾有人以杜诗自嘲，叫做“一洗凡马万古空”。
自道光以后，庶吉士散馆留馆，授职编检的日多，人众缺寡，所以十来年未能开坊，视为常事。开坊以后，要跳出坊局，升为京堂，又非十年不足为功，因而有“九转丹成”之说。如今文廷式四年编修，倒有一半的辰光，漫游各省，以榜眼、名士双重头衔，为督抚的上客，而逍遥归来，一夕“丹成”，却又出于宫闱的援引，自然令人既妒且羡亦恨了！
其中最切齿于文廷式的，即是杨崇伊。他是光绪六年庚辰的翰林，至今不曾开坊，晚了十年的后辈，忽然变了本衙门的上官，这口气怎么样也咽不下去。到了下一年，杨崇伊转为御史，觉得出气的时候到了。
其时的国事，虽只一年之隔，已经历过一番极大的沧桑，甲午战败，李鸿章负咎特重。
当中日交涉严重之时，翁同龢不知道北洋只是个空架子，内里腐败不堪，只当大办海军，年耗巨款，总会有点成绩拿出来，所以一意主战。及门高弟，群相附议，文廷式且曾专折奏劾李鸿章，责他畏葸，且挟倭自重。到得黄海丧师，一败涂地，李鸿章被拔去三眼花翎，交出直督大印，几于身败名裂。痛定思痛，认为他的一生毁在翁同龢手里，先则以户部尚书的资格，当皇帝亲政后，上奏裁定，北洋不准再增兵添饷，既则多方逼迫，非要他丢人现眼不可！总而言之一句话，是成心跟他过不去。
当然，他不独恨翁同龢，也迁怒于翁门子弟，而尤不满于文廷式。于是杨崇伊便在他的授意之下，利用珍妃恰好大失所宠的机会，上奏严劾，“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遇事生风，常在松筠庵广集同类，互相标榜，议论时政，联名入奏，并有与太监文姓结为兄弟情事，请立予罢黜。”结果，文廷式丢官被逐，永不叙用。在杨崇伊，自是出了胸头一口恶气，但也从此不齿于士林了。
听端方细谈了这段往事，瑞澂才知道他的用意是要讨好江南的士大夫，可是他不知道，端方也是借此要报复李家，李鸿章的小儿子经迈，在端方是视作冤家的。
那是两年前的事。端方随载泽出洋考察宪政，李经迈正出使奥国，欢宴席上，端方认为奥国供应不周，颇表不满。而言外之意，又仿佛责怪李经迈联络未妥，以致奥国才会慢客。
李经迈以贵公子出身，自然不受他这话，反唇相讥，说他的官是“大使之级”，但所奉的使命不是，不能怪奥国不以礼待，当场闹得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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