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杨焕亭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大帝》
李星
杨焕亭的《汉武大帝》是继姚雪垠的《李自成》、孙皓晖的《大秦帝国》之后中国当代历史小说的又一重要收获。章回体式的通俗包装，并不改其严肃历史文学的内质。何况章回体并非就是如《三侠五义》、《包公案》式的信马由缰、虚构和戏说。四大名著如《红楼梦》等也是章回体，而当今许多假历史之名的高深文字，却并非严肃的历史文学。
相比于姚雪垠历史小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农民起义的过分美化；孙皓晖强烈的秦是“中华文明正源”理念的介入，对儒家大师难以容忍的丑化，以及长期以来充斥书市和荧屏的历史戏说，《汉武大帝》吸收了以上种种哪怕是优秀的历史小说所积累的经验教训，赋予它以纯正的历史品格。忠实于历史史实，客观公正的评价历史人物，再现历史的真实氛围，把人们带到更接近事实与可能的历史现场，给人以尽可能真实的历史。
历史之于小说、文学的结合，虚构是难以避免的，甚至可以说没有虚构就没有历史小说。其原因正如孙皓晖所说：“史料所呈现出来的，是既定的格局，是已经风干了的种种骨骼。历史小说的使命，是复活历史的脚步，是复原人物的血肉。”赋予历史骨骼以生命的血肉，给重大的历史事件以更接近历史本质环境，以生动真切的氛围，把读者带入历史事件的现场，正是历史小说家史识文才之着力处。
在史识方面，作者杨焕亭有着深厚的历史功底、广阔的历史视野。早在中学时代他就对咸阳及咸阳原上的秦汉历史遗迹和帝王坟冢所埋葬的帝后将相和传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学毕业后他又报考了西北大学历史系，由通史而断代史，钻研不辍，积累了丰富的秦汉史知识。大学毕业后他又一直工作在咸阳，与秦渭、阿房、长陵、阳陵、茂陵、霍去病墓朝夕相对。而他司职的新闻、文艺工作，及文艺理论批评的写作，又大大拓展了他的理论视野，使他获得了一般史学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所不具备的思想素养。
正是这些求学和专业经历，使他在过了知天命之年以后，产生了要给中国历史和长眠在故乡大地上的一个个伟大魂灵以生命的强烈艺术冲动，历时六个春秋，几易其稿，终于完成了一百多万字的这部历史小说，给自己也给家乡的土地一个可堪告慰的答卷。
它是巨大而恢宏的历史长卷。不仅生动而真实地再现了汉武帝叱咤风云，有功有过的一生，而且全景式地、多侧面地再现了武帝一朝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宫廷斗争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平定闽越、盐铁官营、废五铢钱、几次重大的巫蛊案、废太子刘据、立刘弗陵而杀其母钩弋夫人等，皆有艺术的再现。
线条清晰，场景生动，时而金戈铁马、起伏跌宕、惊心动魄；时而君臣相知、和风细雨、春光明媚、情意款款；时而形势突变、君王变脸、人头落地、好人蒙冤……勾画出一幅专制王朝之下的多姿多彩的社会政治生态图景，不仅给人以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让人品味出王朝政治的险恶无常和专制本质。
本书在结构和人物塑造的着笔深浅上，不仅考虑到历史的真实，还考虑到受以往诗文、影视、戏剧影响的观众对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实的关心，力图以史实为依据，以自己的人生阅历和理解还原这些故事和人物的真相。如与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有关的人物有窦太后、窦婴、田蚡、卫绾、董仲舒、公孙弘、周亚夫、卫青、霍去病、李广、李陵、李蔡、韩安国、苏武、汲黯、霍光、桑弘羊、张骞、司马迁、张汤、江充、灌夫、程不识、严助、刘据、刘安、韩嫣、主父偃、李广利、金曰磾等；与文化艺术有关的有司马相如、东方朔、李延年等；与皇帝后宫生活有关的有王娡及乡下女儿金俗、长公主、陈阿娇、平阳公主、卫子夫、王夫人、李夫人，钩弋夫人等。
这些人物或以自己出色的才能，为武帝所重，升官拜将，为国家立下不世之功；或因性格耿介，宽厚无私，忠贞为国，得罪权势，铸成悲剧人生；或因一心揣摩圣意，嫉贤妒能，贪赃受贿，罢民田产，滥杀无辜而臭名于今；或因文才或美貌超绝，而为帝所宠，但也前喜后悲，命运起伏……所有这些人物命运与其相连接的故事：如金屋藏娇、骑奴掌军、司马相如与《长门赋》、周亚夫军细柳、传子杀母、马踏匈奴、李广难封、司马腐刑、张骞通西域、苏武牧羊、公主和亲、霍光辅政、韩嫣乱宫、酷吏张汤、后庭巫蛊、刘安与《鸿烈》、董仲舒与独尊儒术、武帝封禅求仙等等，都在作品中一一得以表现，并有机地融入情节结构中，大大增加了它的知识性和可读性。
《汉武大帝》在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评价上，一方面具有严谨的历史立场，另一方面具有当今的时代高度。前者集中体现在对主人公刘彻的评价上，既没有否定他作为一代英主，在即位后决定国政大计，建明堂、尊儒学、培养人才、奉贤良，后来又不拘一格用人才，任用平民卫青、公孙弘、赵绾、霍去病、张骞等年轻政治家和将领，开疆拓土、平定内乱的文治武功；任用韩安国、郑当时为大农令，发展经济的伟大成就，又没有忽视他在取得重大成绩之后心态的变化：一是频繁动用武力，劳民伤财，以致国库空虚；二是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不断地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恣意封赏，动辄千金，挥霍国家财力；三是虽然对汲黯等忠贞之士的批评采取适当容忍态度，但却好冲动，爱听好话谀词，重用奸人酷吏，自毁国政根基；四是重女色，疏远端谨贤淑、宽人严己的皇后卫子夫，致使以个人对钩弋夫人的喜爱，而导致一场血雨腥风的“巫蛊事变”；五是迷信术士及长生不老，求仙问丹，耽误朝政，损害自己健康。
如此严苛的批评态度，实在是集历来对刘彻批评的大成。这种批评，笔者以为是对近代史以来因外族入侵而高涨的民族救亡情结中，过分显扬秦皇、汉武、康熙等帝王以开拓疆土而有功于民族的史观的一种“拨乱反正”。这种观点不仅有历史价值，而且具有鉴古照今的现实意义。
本书最具时代高度的见解是正确阐释了历史上包括汉武帝时代与北方匈奴、西域少数民族的战争与和平的本质，以及“和亲”、“修好”的价值与意义。全书并没有将匈奴丑化、异化，既理解了他们逐水草而居，善骑射奔走、吃肉食住毡篷的生产生活方式，又肯定了他们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同样渴望和平生活的民族文化心理，表现了他们在汉军大举进攻时的英雄主义。小说对韩安国、张骞等知匈人士提出的以贸易之利、礼仪教化、互通往来的“殊俗相容”的民族政策给予了充分肯定。当国土安全、民族生存受到威胁时，对异族侵略者的武力打击是合理的，但当国家不受威胁时，民族的和平、交往、互利、共存就应该成为民族关系的常态。在隆虑阏氏和张骞与匈奴婚姻的表现上，于单以单于太子身份投汉等情节中，作者寄寓的正是这种民族互利、共存、共容的思想。
《汉武大帝》一书，在历史文学上的最大亮点，是它做到了将事件、故事的历史还原为人的，包括人性、人情，人的精神、心理和意志力量，使历史成为真正的人的历史。
在作者的笔下，刘彻成为一个生动、具体、真实的人，由于母亲王娡曾经的平民身份，所受的历史文化教育，他的性格、心理是健全的；不仅敢于藐视祖母窦太后的权威，而且敢于拒绝母亲为家族成员谋私利的要求，无论选贤任能，内政外交，还是军事经济，都达到了西汉王朝的巅峰。但随着权力的稳定、国家的强大，他越来越沉迷于女色，既享受着个人无限的权力，又贪婪于肉欲的快乐。当意识到这一切将随着老病而结束时，他又迷上了寻仙问丹，封禅求神，直到死亡的钟声即将敲响时，他才意识到“连年征战，误了农桑”，导致国力渐衰，下了“罪己诏”。作者在这里表现的不只是一个帝王心理的嬗变，而是不可更改的生命的规律，不受约束的权力和个人欲望发展变化的必然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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