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大帝》
常智奇
在人类文学史上，我对前苏联文学评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情有独钟，我非常欣赏他那集博深的哲思与狂飙式的诗情于一身的文学天赋。每当想起他的长篇小说《怎么办》时，我就在心中自问，中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哪里？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我在读钱钟书的小说、刘再复的散文诗时，就有一种别样的审美感受。
当来自茂陵边的杨焕亭先生，在壬辰十月阳光的照耀下，把历经六年，几易其稿的《汉武大帝》书稿送给我，并邀我为之写序时，我心头为之一震。
阅读完这部长达一百多万字的煌煌大作后，我喜出望外。这位以文学评论享誉文坛的关中学子，追随着车尔尼雪夫斯基、钱钟书、刘再复的脚步，写出了一部感人至深的历史小说。
当代历史小说创作，在实用主义，新历史主义，虚无主义的狂潮冲击下，一批以消遣娱乐为目的的读物充斥着图书市场，混淆着读者的认知判断。
历史小说是历史与小说的二元融合。它首先是历史，然后才是小说，它需要“史”的品质，“诗”的情感，它是文献逻辑向审美表达的形象转化，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
历史的真实是指历史背景、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精神的真实；艺术的真实在这里是指在历史真实的前提下，作者还原历史人物，诗化历史情境，虚构历史心理、意绪、氛围、艺术形象，给读者以审美的共鸣和生活的启示。
杨焕亭先生历经六年，呕心沥血创作的《汉武大帝》正具有这样的审美效果。他在尊重历史，从史实出发；还原历史，从生活出发；重温历史，从情感出发；追求文学，从心灵出发；追求审美，从形象出发；追求诗性，从神思出发的前提下，用诗人的激情和史家的理性，在历史唯物论和艺术审美论相结合的立场上，以宏阔雄健的笔触，把对历史的评价和审美的评价有机结合起来，艺术地再现了汉武帝时代改革与保守，清廉与贪污，勤政与枉法的政治斗争；形象地表现了宫廷内部、家族血缘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冲突，全面地展现了大汉时期的历史风貌，诗意地传达了我们这个民族在封建帝王的统治下，人性历练成民族精神的艰难历程。
作者以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深厚的文学素养，站在了二十一世纪初叶中国历史小说创作的高地。在崇高与卑贱，善良与邪恶，历史与现实，战争与和平、感性与理性，爱情与阴谋之间，寻找着历史与艺术的真实统一，民族精神与人性裂变的统一，为当代中国历史小说的百花园里增添了一束喷霞吐露的新葩。
这是一部具有史诗品质的文学作品，作者以诗人的激情，飞扬的神思，充分的历史知识准备，文学的审美诉求，拥抱了历史的巨子——汉武帝。与其说杨焕亭先生选择了汉武帝，不如说汉武帝选择了杨焕亭先生。这是两种时代精神、两种历史观念、两个生命主体、两种人文气质相吸、相近、相敬、相通的叠加；这是历经两千多年，茂陵上的流云、飞鹰、草木花香、灵魂王气在一个书生笔下的融合和聚集。
杨焕亭先生长期生活、工作在古都咸阳，茂陵的苍松翠柏下有他读书学习的身影，青石雕像旁有他漫步思考的脚印。他的阅历、学养、气质，给了他与汉武帝相遇成书的条件。他化历史为艺术，化文献为情境，化史实为审美，站在描人、写心、抒情的基点上，用宏大叙事的手法，表现了汉武帝开创大汉帝国顶峰时代的风貌，写出了这个立体、多面的人物形象。
汉武帝在作者笔下是一个心胸开阔，足智多谋，高瞻远瞩，任人唯贤，广开言路，善于纳谏，集思广益，励精图治，开疆拓土，敢为人先，有理想、有追求、有抱负、有雄心、有气魄、有才华、有远见的政治家。他为汉朝的强盛而图谋，他为匈奴的侵扰而忧虑，他为太皇太后的专权而压抑，他为凿空西域的壮举而高兴……他在朝议时，从不计较贤臣良将尖锐的批评。他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对好“黄老之学”的贤士仍一视同仁。
他是一个思想解放，善于思考，善于学习的封建帝王。卫青首战告捷后，汉武帝面对从匈奴缴回来的马与刀，果断地提出，今后一定也要给汉军配备这样的刀和马。
他在错综复杂的冲突中，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他大义灭亲，秉公护法，忍受着心灵的煎熬，艰难地推进着“新制”、“推恩制”和“元狩变革”，拓展强国之路。
当然，作者并不是一味地美化汉武帝，而是继承了司马迁“秉笔直书”的精神。他也写刘彻会玩弄权术，写他喜欢文士与喜欢天马无异，努力塑造一个有血有肉的、符合历史真实的帝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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