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周列国志》中，宋国此次伐郑是举倾国之兵单独前往，但事实并非如此，宋襄公这个没落霸主也不是一点儿号召力都没有的，据《春秋》记载，当时加入宋国联军的不仅有姻亲之国卫、归附之国滕，而且还有楚方面的小弟许国。另外陈国此时也倾向于宋国这边，为联军提供了大量军事物资。
由此可见，薄之会宋襄公受辱归国后，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外交工作，将很多楚国方面的小弟争取到了自己这边。人常说宋襄公是在错误的时间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我看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很显然，楚国无信无义之举也让一些华夏诸侯感到反感，于是他们纷纷叛楚投宋，楚成王外交受挫必求于军事，就算宋襄公不动手，楚国迟早也会动手的，宋楚两大阵营迟早一战。关于这一点，我想宋襄公或许考虑得比我们更早。
事实上，宋地方三百里，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兼地处天下南北交通之地，所谓襟带河济，屏蔽徐淮，舟车四达，商务辐辏之国也。所以，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其势力来说，宋都是北进中原的楚国霸图路上的大肥羊和拦路虎，就算宋襄公忍气吞声闭门自保，楚王也不会放过宋国的。由此可见，宋襄公的不自量力并非公子目夷说的那样是徒惹祸患，他也是很无奈的，局势险恶危机四伏，他必须豁出去赌上一赌！
宋襄公的策略，应该是想尽快打服郑国，从而将中原南部的诸侯结成强有力的抗楚同盟，守望相助，以抑制荆楚势力继续北上扩张，在这一点上，宋襄公与齐桓公殊途同归。
但是很显然，齐国的军事实力是远非宋国可以比拟的，据史料记载，齐桓公时代的齐军共有三军，按春秋军制，一军为12500人，所以齐军的总兵力在四万左右，再加上齐国每次军事行动，都有大批小弟跟在后头，人马雄壮，可谓威风八面。但是宋国在春秋初期一直只有一军，军事统帅称大司马，襄公即位后由公子目夷担任；后来宋襄公受辱回国，谋霸之心不已，故将宋军扩为左、右二军：使公子目夷将左军，特设左师之职（其大司马之职，则由公孙固改任）；襄公则自将右军（当时尚无右师一职）。
从《左传》的记载来看，宋国伐郑，左师公子目夷并未参加，可见左军是负责守国，宋军中只有右军出战；而卫是新建之国，许、滕则是积弱小邦，派出的兵恐怕更是有限；综上所述，宋襄公伐郑之兵应该不会超过三万，就这么点儿兵就想打服郑国，恐怕没那么容易。
果然，郑文公仗着楚国这座大靠山撑腰，一面坚守，一面紧急派人向楚国求援。楚成王见宋襄公竟敢打他家狗，大怒，便召集群臣商量说：“郑事我如父，宜急救之。”
楚将成得臣眼珠子一转，道：“救郑不如伐宋，围城打援，以逸待劳，岂不更妙？”
楚成王一听这主意妙哉，赶紧大夸了成得臣一通，引兵攻宋。
这位在孙膑之前就悟通了“围魏救赵”之妙计的军事人才成得臣，究竟是何方神圣？
成得臣，楚国若敖族（楚西周时君主若敖的后裔）领军人物，名得臣，字子玉，春秋时代楚国著名将领。
强将手下自有强兵，按《左传》记载，之前齐桓公时楚攻郑曾出兵六百乘，又楚之军制与华夏诸侯军制不同，华夏诸侯每辆兵车配步卒100人，楚每辆兵车配步卒150人，故可推知楚军机动兵力至少有九万，非常之可怕！
看来，楚国人才济济，实力雄厚，当年齐桓公引九国之兵都不敢与之一战，宋襄公有这个胆子跟它拼上一拼吗？全世界拭目以待。
楚军进入宋境后，所向披靡，一直攻到宋都商丘附近，好在国内有公子目夷的左军防守，这才得保商丘暂时无虞，但是楚军势大，宋襄公势不能坐视不理，于是赶紧从郑国撤兵，回去保家卫国。
成得臣见大鱼已经上钩，便不再进攻，而将大军驻扎在泓水（雎水支流，今已湮，故道在今河南柘城西北）南岸，派人向宋襄公约战。
宋襄公当然应战，这些年中原诸侯畏楚如虎，个个都跟缩头乌龟一般，宋襄公都替他们害臊！值此万马齐喑之际，必须有个人勇敢地站出来与楚国来场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决战，无论是输是赢，反正不能让楚蛮子看扁了！
宋襄公非常清楚，对付楚国这样的贪狠之狼，只能让自己硬起来，越软越是助长它的气焰，越怕越是要被欺负，左右拼它一场，就算输也要输得轰轰烈烈。
然而，宋襄公的决定遭到了宋军高层的普遍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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