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权者·最后一个汉将

作者:都现民

霍光辅政后遇上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夏侯胜他们要拨乱反正,纠正刘彻的治国方针。作为刘彻高度信赖和委以重托的首辅大臣霍光内心十分矛盾,一时难以决断,决定召开一个大会,广泛听取意见,统一思想。这个大会历史上称为“盐铁论证会议”。大会有两大特点:一是广泛性。不仅官员参加,还邀请了地方上的文学、贤良参加。前来的文学、贤良都是底层知识分子,他们没有官帽压顶,可以毫无顾忌地发表意见。二是民主性。在言论上人人平等,都可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霍光的这项举措在两千年前的封建社会可谓大胆而且难能可贵。

盐铁会议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召开的。

刘彻留下的是一个国贫民穷、骚动不安的国家。每天奏折如雪片似的飘来,探马急报连续不断,江淮水涝灾荒,中原饥民造反,西南异族叛乱,北方匈奴南侵……谏议大夫杜延年私下对霍光说这都是先帝对外穷兵黩武,对内横征暴敛的结果。“国家承武帝奢侈军旅之后……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退,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意思是,自汉武帝大肆扩疆拓土之后,国家就年年歉收,饿殍千里,哀鸿遍地,流民泛滥。当务之急是恢复文帝、景帝时的节俭宽和政策,这才上应天意、下顺民心。霍光对此也深有体会,他在奉诏回京的路上,亲眼看到了这幅悲惨景象,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天下就要大乱了。可是,这是改变国策的大事,朝内大部分都是老臣,曾极力支持过先帝的穷兵黩武政策(这里说的穷兵黩武政策不仅仅是对外用兵,而是整个国策),要让他们同意改变先帝的治国路线比登天还难,就连霍光自己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这样做。先帝刚走,他就越轨逾制、离经叛道,这怎能不招来千夫之指,万人唾骂呢?但面对眼前的危机形势,他必须得这样做。他愚中有智,“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贤良是指有功名而无官职的人,文学统称是读书人)参加殿前会议,有点像今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他认为这些人无官一身轻,没有那么多顾虑,敢于直抒己见。京辅和地方一举一荐就来了六十余人。在霍光的支持下,于公元前81年二月(昭帝始元六年)召开了著名的“盐铁论政会议”。

刘弗陵被霍光硬拉死拽地到会当了主持人。霍光还特邀夏侯胜参加。夏侯胜是当时有名的大儒,又是刘弗陵的老师,资格老、名望大,又敢于直抒己见,霍光要借他们的口说出他想说而不能说、不敢说但必须说的那些话。

前殿济济一堂,座无虚席。讨论的内容非常广泛。大从安邦治国的大政方针——王道和霸道之争,小到盐、铁、酒的如何经营和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因为讨论会变成了辩论会,会议一再延长时日,竟然开了十五天,争论相当激烈。

夏侯胜在第一天的发言中就抨击刘彻:“昔秦皇不惜天下之力和胡、越开战,竭天下之财消耗于战争之中,致使数战则民劳,久师则兵疲,百姓疾苦不堪忍受,到处揭竿而起,烽烟遍及全国,导致了秦国的灭亡。先帝也是好大喜功,废弃道德而滥用武力,连年发动战争,征召天下百姓当兵,致使很多人外逃,田地荒芜,粮食歉收,饥饿蔓延,到处出现动乱。如果不迅速改变国策,必蹈亡秦之辙。我建议恢复先皇文帝、景帝时代提倡俭约,奖励农业的政策,与民生息,使百姓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

夏侯胜是反战的儒生代表。他庆幸霍光给了他这样的一个好机会,多年积郁的怨气喷薄而出,慷慨激昂地说出了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那些话。

宰相田千秋也一反过去的中庸之道附和夏侯胜的观点,点着头说:“夏先生的建议很好。作为辅政大臣,我赞成纠正先帝没有来得及纠正的过错,停止对外战争,马上恢复文景之治时期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

御史大夫桑弘羊极力反对他们攻击诽谤先帝,他据理力争:“先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兴大学、定历数、协音律,是一位英明的君主;即使征伐四夷,连年用兵,耗费点国财,却拓土扬威,取得了四海宁静,烽火不惊。尤其是他在晚年,自知悔过,怜念苍生,我的《上轮台表》被先帝驳回就是佐证。他还颁发《轮台罪己诏》,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徒使天下愁苦,追悔莫及。从今以后,事有伤害百姓,悉当罢废,不得再行。当务在禁苛暴,止擅赋、立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从三皇五帝至今,哪个皇帝有这样的罪己胸怀?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只有我们的先帝胸纳百川,心如沧海。可先帝尸骨未寒,你们就离经叛道,颠倒黑白,疯狂攻击先帝的不是,不知你们将来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他越说越激动,竟然泣不成声。

刘弗陵问霍光:“大将军怎么不说话?”

争论先帝的功过是霍光主政中没法回避的问题,如果不及时纠正,正如夏侯胜说的“必蹈亡秦之辙”。到那时,不仅对不起一切都依赖他的刘弗陵,更对不起九泉之下的先帝。他不是两面三刀、文过饰非的佞臣,而是先帝信赖的忠厚之臣,面对先帝的过错他不能有丝毫的责难,但又必须纠正,要纠正又不得不讲清楚先帝的那些问题。霍光深知自己没有那种勇气,只能扮演一个配角,也就把那些文学、贤良推到了前台去唱主角。所以,当刘弗陵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只能以中庸之道,平衡双方的激烈辩争:“臣从玉门关回京,一路上的确见到老人饿死,小孩啼饥,乌鸦和恶狗抢食死尸的惨状。不过,这不是先帝的罪过,是天灾、是十年不遇的大旱灾造成的……”话没说完,就被一位贤良嘲笑起来:“大将军一向忠厚,今天却说了瞎话。”夏侯胜也抖着胡须,狠狠地盯了霍光一眼,怪罪他这种怪异的狡辩。一个文学更是胆大包天,面对面质问霍光:“大将军,现在国虚民穷,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造成的?先帝效法秦始皇,攘九夷,平百越,师旅数起,百姓空竭,万民疲敝,导致了天下骚乱。大家说,这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霍光自知刚才的话是欲盖弥彰,宽厚地笑了笑,没有回答。

御史府的官员害怕这样辩论下去会使霍光更加难堪,有意转换话题为霍光解围。也就三句不离本行,提出以法治国这个论题。他们说:“武威郡骚乱,武都郡暴乱,益州郡刁民造反,原因是法律不健全,惩罚犯人的刑罚太轻,不能震慑恶民,致使他们胆子越来越大,才造成现在的动荡局面。”

一个贤良立即反驳说:“从前,秦朝的法律比茅草还多,法网比凝结的油脂还细密。然而,上下相互包庇,奸诈虚伪层出不穷,即使对官吏严加惩处,也像去救已经腐烂和烧焦的东西一样不能制止。这不是法律松弛,而是废弃礼仪,乱用刑罚的结果。现在的法律有一百多篇,章目繁多,罪名繁杂,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法官们乘机徇私枉法,重罪轻判,轻罪重判,造成冤假错案甚多。”他进而推出了“王道治国”方针,“所以,治理百姓的方法,应该推行王道,进行礼仪教化,不能光靠法律。”

桑弘羊是御史大夫,管的是司法,极力反驳贤良对法律的攻击:“有人公然犯法的确是法律惩罚太轻了。商鞅为了稳定农业的发展,把盗马的人处死,偷牛的判枷刑,杜绝了毁坏耕畜的行为;秦朝的法律还规定路边倒灰犯法,小偷和杀人同罪,使犯罪的人从内心感到恐惧,不敢妄为。轻罪重判,罪浅深究,使秦国出现路无遗物,夜不闭户,家家平安的空前好局面。”

一个文学哈哈笑起来:“御史大夫别忘了,正是商鞅违反圣人之道,把秦国的法律改坏了,才使朝政混乱而不可治理,礼崩乐坏而无法恢复,致使陈胜、吴广起义灭了秦朝。商汤、周武王以礼义治理国家,官以贪赃为耻,民以犯法为辱,商、周就治理得好。”

“没有法律和权力,虽是贤能的人也不能把国家治理好;没有盔甲兵器,就是孙武、吴起也不能战胜敌人……”堪称法律专家的监狱长丙吉不赞成文学、贤良们提出的“重礼教、轻法律”的偏激言论让桑弘羊精神一振,满意地点着头奉承丙吉:“还是我们的法学家高屋建瓴,一针见血!”

“不,不不!”丙吉打断桑弘羊的话,又说,“其实,我也不赞成秦朝‘轻罪重判,浅罪深究’的严刑苛法。凡事要从实际出发,‘重罪重判,轻罪轻判’,这才是法律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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