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象一叶扁舟逐着惊风骇浪,在那黄河的急湍中驶航,先后克服了流产、早产和难产三重难关,几番逃过灭顶之祸,到了三月廿二那一天,亸娘总算生下了一个婴儿,为多灾多难的马家添了一口先天不足,营养不良,不知道能不能养活长大的女小子。刚刚透过一口气来,这个微弱的喜讯马上就被一个更可怕的噩耗冲掉了。五月初九日,河东榆次一战,宋军败绩,马家的家长马政与主帅种师中一起战死。
马家的第二代男主人马扩这时还关押在真定府的监狱中,等待旷日持久的审理结案,事情未许乐观。
马家第三代的男主人,尚未成丁的马亨祖原在和尚洞山寨中。四月底,马政随军出征河北,路经真定,与马扩在监狱中见面时决定把亨祖带去见小种经略,接着随军西入河东,榆次之战,马政战死,亨祖消息不明,生死难卜。
经受得起千锤百炼,有着钢铁般意志的马母,在媳妇、儿子、丈夫的灾难中,还是挺住了,把这些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地,和血带肉地吞入肚里。但是最后一个消息把她打倒了。她卧倒在床,就在床上向刘七爹作个叩头的虚势,要他去河东一遭,查明享祖的确息。如果他受伤未死,被谁收容了,设法把他带回;如果他成为金人的俘虏,尚未遭毒手,这里倾家荡产,变折了银子也要去把他赎回来;如果他已战死,就在当地为他招魂,设法把爷孙的尸骨一起带来保州暂厝,将来盘回西北熙州,与祖宗葬在一起。
当男丁将绝,这个家已濒于破碎的边缘,马母心里只留下了这样一个唯一的愿望。
在这段时期中,全靠赵娘子内外兼顾,既要维持这一家人的生计,又要照顾马母和亸娘的病。幸亏有她这根支柱,这个家还没有完全垮下来,但也已经是岌岌可危了。
马家的命运也成为靖康朝廷的缩影,东京保卫战的胜利,暂时延续了它的寿命,但是这个微弱的喜讯,挡不住接二连三而来的重大的打击,加上内部纠纷,层出不尽,战守大计,迄无定策,等到当年冬季,两路金军再出,这个朝廷也早已摇摇欲坠了。
金军刚刚解围北去,朝廷故态复萌,在几个重要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参加争论的,除了主战、主和两大派外,还有可战可和派、朝战夕和派、阳战阴和派等形形式式的派别,他们都在发表议论,传播奏稿,十分典型地反映了宋朝官僚阶级议论多,务实少的政治特点。
争论的一个方面是用人问题。
东京数十万军民痛心疾首,好容易把他撵下台的主和派头子李邦彦甚至在金兵还没有完全撤离东京前就回到太宰的位置上。理由是:太宰张邦昌出质金军,揆席犹虚,需要他来坐镇。似乎没有李邦彦,天就要坍下来。
李邦彦刚坐上太宰的位子,就要排斥与他势不两立的死对头种师道和李纲,后来种、李先后出任河北宣抚使,河东、河北路宣抚使,表面上倚任,实际上是把他们排斥于朝廷之外。这个企图十分明显,可谓路人皆知。
李邦彦组成的这副政府的班子,以后人员虽屡有变动,基本政策不变,卖国投降,直到他们的政策完全贯彻,政府垮台为止。
争论的第二个方面是追击金军的问题。
金军退走前夕,种师中率领的秦凤军三万人,风驰电掣般地开到东京。种师道即命他率部尾随金军之后,俟其半渡而击之,可歼其全军,永消后患。三天后,李纲又建议用澶渊故事“护送”全军出境,密告诸将,有机会就纵兵追击,当时金军掠夺到手的金银绢帛妇女辎重极多,军行迟缓,击之确有可胜之道。
种、李的主张都是正确的,渊圣也同意李纲的建议,派军十万,紧紧“护送”。这个重要的战略措施又受到李邦彦等人的反对、破坏,结果是中书省、枢密院各行所是。枢密院下的命令是“出击”,中书省下的命令是“保护”。弄得护送诸将摸不清头脑。最后结果又是主和派的主张胜利,他们派人在黄河边上树立大旗,严令军队不得绕过大旗赶金军,否则,一概处死。
以后种师道又提出亡羊补牢的办法,建议集合大军驻屯黄河两岸,防止金军再次渡河,预为“防秋”之计。渊圣准奏施行,不久又听了主和派大臣的话,认为万一金军不来,这笔巨大的军事费用,岂非白白浪费了?这一条还是拒绝采用。
大好机会都被断送了,以后种师道气愤致疾,以至病死。李纲在河北、河东宣抚使任上,受制于朝臣,无所作为,最后被逐到江西。朝廷清一色地都换上主和派,这才使得他们耳目清净。
争论的第三方面是对发动宣德门事件的军民太学生处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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