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孝忠率领的这支袭击部队是在三更初回家的。到拂晓前这个消息已经在许多士兵中间传开了。它好像长着腿胫，生了翅膀，到处奔驰飞翔，未到晌午时分，沿界河几十里之内驻屯的东路军人人都在议论它，并且把事实的真相夸大到几倍，几十倍。
广大士兵和中、低级军官以空前的兴奋，热情来欢迎这个自战争以来的第一次捷报。他们神采飞扬地谈到他们在半夜里亲眼目睹的这场大火（有的人也免不了以耳代目），谈到这场被夸大了的袭击，遗憾自己没有能够参加在内，他们深信如果他们也有这样的好运道参加作战，一定可以取得与袭击队同样的，甚至更大的战果。
这是一个英勇的时刻，胜利的时刻，人人的胸中涨满了自信心和想象力。在他们睥睨一切的眼底，再也没有什么不能够克服的困难，再也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如果一声令下，他们每人挑一畚箕的土，就可以把狭狭的界河填平；如果一声令下，他们每人使出一把劲，就可以把小小的辽邦扛上肩膀抬走。他们气吞山河，目无全辽。如果宣抚司和统帅部能够掌握住这千载一时的大好机会，利用这个最富于浪漫气息的时机，作出及时的进攻计划，这场酝酿了几年还看不见前途的战争可能在几天内就见分晓。
如果宣抚司和统帅部真能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宣抚司这项荒谬的命令倒反成为一条鼓舞士气、培养敌忾同仇心的骄敌妙计了。他们真要设下这条妙计，执行起来，恐怕也不见得能有这样自然。
可是他们不可能真正利用它。
种师道以下的高级将领也听到这个消息。他们没有吭声，老实说，他们怎么表态都不行，还是保持缄默最算聪明。
当然他们的冷淡只限于表面，内心是十分痛快的。既打击了气焰嚣张的辽军，又惩罚了自以为是的宣抚使。国初两次伐辽战争都被打败了，大家谈起辽事来，不免有点谈虎色变。现在的辽已经不是当初的辽，似乎已经成为一只病大虫，但是大虫的威风犹在。昨夜的胜利，多少灭了一点大虫的威风，初战得捷，常常是更大胜利的前奏，他们希望它能够转变宣抚使的看法，变相持的局面为进攻。可是他们自己没有权利作出这样的决定，甚至连表示高兴的权利也没有。
东路军统将杨可世乍听到消息时，就猛击一掌，直往帐外跑去，不知道是准备去谴责他们还是夸奖他们，结果两样都没有做。他转回身子来，跟自己说：“好小子，俺早知道他要干出来的。”事实上李孝忠跟他谈话的那会儿，他已预料到这个。当时他还想过，李孝忠要是不敢过河去，就算不得是条汉子。
宣抚司也很早就得到消息了，并且确实掌握到李孝忠、吕圆登几个参加袭击行动的军官们的姓名。宣抚司是一个这样的行政机构，要他们办一件有利于人的好事，总是拖拖拉拉，没个劲儿，反之，要他们办起有损于人的坏事情来，却是兴高采烈，行动迅速，效率很高。他们一听到消息，就马上派出一个“袭击队”前往东路军指挥所来袭击杨可世。他们声势汹汹地要杨可世交出李孝忠来就地正法，还要开具一份参加者的名单，以便按图索骥，一一予以严惩。
杨可世竭力缩小事态的范围，故意把白天发生于河南和晚上发生于河北，主客关系完全相反的两件事情混为一谈。他只承认前者，否认后者。他硬说辽军渡河前来肆虐，戕杀我官兵多人，李孝忠等被迫自卫，击退辽军，辽军略有伤亡，全部事实的经过，如此而已。
“李孝忠小小的都头，战场上作得了什么主？”他还说，“是俺派他去驱走辽军，不必把他拉扯进来。”
杨可世虽然以作战英勇扬名西北，赖皮扯谎却不是他的专业当行。这一套临时编织起来的谎话，被立里客你一句，我一句寻根究底地追问起来，驳得他破绽百出，无法自圆其说。
“这一仗是在什么时候打起来的？”
“下昼申牌时分。”
“在哪里打的？”
“河南边二里多路的董家铺子。”
“晚上那一仗呢？”
“晚上太太平平的，哪里见过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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