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间断过从辽统治地区逃回来的广大汉族人民，即使在两个朝廷维持着一般和平关系的时期也是如此。这才是真正不愿在异族统治下过奴隶生活的老百姓。自从前线存在着交锋状态以来，辽加强了边防力量，加紧了边境的巡逻盘查，但是利用黑夜、浓雾、他们熟悉的地理环境和辽军防范偶然疏忽的机会，潜行南渡，甚至利用一点武装力量，乘间杀死几个辽的边防巡哨部队、强行渡河的汉儿们却是更加频繁了。
他们中间只有极少数人才带着宋军发射过去的旗榜。旗榜虽然号召他们南归，他们能看到它的机会却是十分有限的，因为旗榜都被契丹军队没收了。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辗转听到过有关旗榜的传说，在辽军中，这件事被封锁起来，严禁彼此谈论。但是在十万大军中，要对这样每天大量公开进行的事实做到绝对的保密，几乎是不可能的。总是有些人有意、无意地把消息，甚至把实物外传。但是问题不在这里。人们回不回来，与旗榜无关。除非是形格势禁，严格的条件限制了他们，否则他们总是要南归的，一有机会就逃回来，好像河堤决了口，水必须外流一样。
一个深夜里，有—大批汉儿，分成几处渡河，然后集结在一块，没等到天亮，就奔赴宋军来了。这批人中间，男女老幼都有，他们形容枯槁，衣衫褴褛。他们丢了所有的土地、房屋、家具、农具，除了随身衣服和可以携带的一点细软以外，一切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统统丧失了。他们还不知道今夜可以宿在哪儿，有什么可以捞到吃的，但是他们有着回到自己家乡，回到亲人身边来的坚定信心。他们一碰到宋军，就热情地、兴奋地、迫不及待地跟亲人们讲起他们的冒险史来。一切经历过艰险困难的人，一旦回到亲人身边来总是这样说话，这样把一口口的苦水吐出来的。他们争着、抢着，好不容易才说清楚他们怎样昼伏夜行，绕过好几道巡防线，躲过几起巡哨队才得偷渡过河。有人到了这个已经算是安全的地方才想起父母妻儿还留在那边不得同来，有人则因为一起出来的亲戚们在半途中失散了，他们如果终于到不了这儿，又回不到那边，很可能是被巡防的辽军截杀了，因而失声痛哭起来。这一场已经隐忍克制了好几天才突然爆发的恸哭，使人感到特别悲伤。
正在最前线驻屯巡防的裨将杨可胜延接了这批客人，初步为他们安排了食宿，就沉思起来。杨可胜是杨可世的弟弟，却不像老兄一样的暴躁脾气，碰到事情都要用脑筋想一想，军队里给了他一个绰号，叫做“杨三思”，他可以当之无愧。
两军相峙，忽然从敌方来了一大批人，首先就要警惕起来，从坏的一方面来考虑，这里有没有敌方的阴谋诡计，是不是派了一批奸细混到他们的队伍中来？他认真地考察了他们的情况，弄清楚了他们相互间的关系——他们全都是亲戚，分析了他们那虽然混乱，却可以贯串起来的叙述。排除了一切疑点以后，才肯定他们确是一批心怀汉家、冒险南归的老百姓。这批人人数多，影响大，不同于往常零零星星的几个人，这值得作为一件重要的事情向上级汇报。
杨可胜谨慎的考虑和妥当的安排受到统帅部和宣抚使本人的嘉奖。
从这以后，渡河南归的汉儿日益增多，有时，一次可以多达一、二百人。他们很快发现并非所有的宋军阵地都是他们的“乐士”，驻屯在范村一带的胜捷军就常会非礼虐待他们，甚至夺走他们仅有的包裹和衣服，更加谈不上为他们妥筹食宿之计了。即便如此，也不能够阻止他们源源不绝地从彼岸渡河归来。因为在这里即使受到非礼的待遇，他们多少还存在着希望和幻想，在那边，他们从高祖以来就累积了一百多年的经验，早已连希望和幻想的可能性也都连根拔去了。
老百姓“壸浆箪食，以迎王师”的局面开始形成了。宣抚司的僚属们当然要把它归功于宣相的招抚政策。僚属们使用一套精选的词令称颂宣相的功勋道：
“旗榜朝发，遗民夕归，如响斯应。宣相料事如神，算无遗策，岂碌碌诸子所能蠡测？”
“区区几个老百姓逃回来，济得甚事！”童贯抑制了内心的喜悦，故作谦逊的姿态说，“要待那耶律淳夫妻派人赍着降表，纳土献降，尽复燕云之地，这才算是大功告成哩！诸君称扬太过，未免有点井蛙之见了。”
于是他一面传令嘉奖前线接纳遗民有功的将士，一面又重申不得过河挑衅、恪遵本司指挥的禁令。
大功告成，即在眼前，只要张宝赵忠回来，降表即可接踵而至，这似乎只是近在一旬半月之间的事情。
人心的向背，总是关系到战局的成败，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种师道对这两句老话是明白的，他很重视这个事实。但他综合了前线的报道，来的都是汉儿，并未发现辽的军队有望风投拜的迹象。种师道是军人，眼晴里第一位看重的是军队，军队不动，就势必要进行一场恶战，他不可能持有像童贯那种乐观的看法。
一向主张用兵谨慎的种师道，这时统筹了战争全局，越来越不相信可以“不战而胜”的庙算。
虽然军事史上有的是大兵压境，等候敌人自行溃乱的前例，但同样也存在由于旷日持久，松懈了自己的军心士气，给敌方争取得时间，巩固了战略地位，实行反击的反面教训。历史的经验教训，虽然可以被两方面所援引，但是一切带有成见的人，总是只记得、只肯援用能够支持自己观点的一个方面。在这段时期中，种师道心里反反复复地想到的是桓温的霸上之役。那时东晋大军，已经进入关中，直迫前秦的心膂之地。桓温驻兵霸上，按兵不动，目的是希望前秦人心浮动，不战而溃，不料结果适得其反。苻秦由于在军事上尚未受到大创，一有机会，就组织反攻，大败晋军，迫使桓温逃回南方。这个教训是沉重的，与当前的形势十分相符，值得他们深思。
此外种师道还考虑到宋、金夹攻残辽，犹如一场逐鹿，必须跑在前面，才能获得先鞭。我军按兵不动，如果金军在北线突然发动攻势，尽得塞北之地，威胁燕京，那时我军就要处于被动的地位了。
既然势难避免一场决战，他主张应该趁此老百姓纷纷来归的大好形势，挥军渡河挑战，对辽军施加压力，或一战歼之，或多方扰之，才是取胜之道。远道而来的客军，利于急战，这是军事的常识。他认为宣抚司现在正好做了一个违反常识的“守株待免”的笨伯。这个笨伯还要把错误坚持下去，他是非常反对的。
自从第一次军事会议以来，他就避免和童贯见面。宣抚司设在雄州城里，统帅部设在城外到边境线的中心点，相距二十里，两人犹如参、商二星，难得碰面。万不得已与他碰了面，也是哼哼哈哈一阵，尽量少谈公事，不提任何建议和要求。宣抚使与都统制之间的关系，已经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以至事事都处在相反的地位上，只是表面上还保持客气，不至于拉破面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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