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毕阿合马一案，忽必烈诏命真金太子参决朝政。真金力主改组中书省，由蒙古元勋后裔和礼霍孙出任中书省右丞相，主持朝政。
入朝视事那天，真金语重心长地叮嘱和礼霍孙：“你此次出任中书省右丞相，凡于国于民有利者，一定要坚持实行。如果遇到阻碍，我当全力支持你。”
和礼霍孙欣然受命：“臣愿效犬马之劳，辅弼朝政，匡正国事。”
接着，真金又召见了朝中汉人儒臣，要他们恪尽职守，尽情施展平生所学。
短短数日，真金不失时机，改弦更张，朝廷气象为之一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礼霍孙推行的“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越来越难在短期内满足元王朝日益增长的财政需要，这种状况逐渐引起了忽必烈对和礼霍孙的不满，新的矛盾又摆在真金的面前。
阿合马死后，元廷诸臣多讳言财利之事。纵有个别趋利言财之官吏，却因所献之策不能满足国家庞大的财政需求而被搁置。一日，总制院使桑哥上朝奏事，举荐江西榷茶运使、河北大名人氏卢世荣广有才术，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忽必烈大喜，当即下旨召见卢世荣。
阿合马当政期间，卢世荣以贿赂进用。但此人胸有城府，上任之后为人低调，对与阿合马的关系更是避而不谈，因此，当许多官吏受阿合马一案牵连被纷纷罢官免职时，他却幸运地成为少数几个躲过了风头的留任官员。
卢世荣绝不是一个甘于久居人下的人物，他一直在寻找机会证明自己的才能。当忽必烈萌生了另择善于理财之臣，以替代书生气十足的和礼霍孙的念头时，卢世荣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天赐良机。
果然，卢世荣的奏章赢得了忽必烈的重视，他当即召集包括真金、和礼霍孙、安童、卢世荣在内的朝中宰辅大臣进行“廷辩”。“廷辩”是历任蒙古大汗都会采用的一种集思广益的方式，可谓“民主”的雏形，“廷辩”中，每个人都可以直抒己见，但只有胜利的一方方有机会按照自己的设想施展才干和抱负。
卢世荣的口才在“廷辩”中可谓发挥到了极致，在近三个时辰唇枪舌剑的交锋后，忽必烈裁定卢世荣胜利，并当即委以卢世荣中书省右丞一职，这样，卢世荣就从正五品一跃而为正二品。和礼霍孙暂时仍留在中书省，另行听用。
真金很明白，卢世荣能在“廷辩”中一举击败和礼霍孙，而得到父汗重用，其真正原因在于，“汉法派”因竭力推行儒家的“节用”、“爱民”思想，以致全盘否定了“理财派”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系列可行性措施，这样，他们就在“义”、“利”之争中将自己可悲地推向了充实国库这一既定政策的对立面，也使忽必烈不得不将支持的筹码倾向于朝中的“理财派”。
真金本质上是一位务实的人，他多年来忠实地践行汉法不假，但与此同时，他也希望能够找到一条可以富国强民的途径，从而满足父汗的财政需要。他所苦恼的是，在“汉法派”与“理财派”旷日持久的斗争当中，竟然没有一条中间道路可走，总是非此即彼，轮流坐庄，结果呢，往往成果未显，弊端已生。
其实，此次“廷辩”的结果，早在真金的预料当中。即便如此，他又能怎么样呢？自母后去世之后，他一直在饱受疾病的困扰，虽然，为了国家，为了理想，他一直勉力支撑，亲力亲为，但他终究有些力不从心了。
现在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或许是让卢世荣放手一试。
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卢世荣奏罢御史台，改按察司为提刑转运司，使兼钱谷。尽管御史台及诸多廷臣反对，忽必烈仍从其言。卢世荣又奏请立规措所，经营钱谷财赋。卢世荣的所作所为旨在裁抑权势侵利，欲夺宗王、贵胄之权力归于政府，但在实际操作中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而且由于过分征敛，反对者比比皆是。
同时，卢世荣的许多理财措施不可避免地触动了豪门贵族的利益，这些人联名弹劾他是阿合马的死党亲信，弹劾他过去有贪赃劣迹，执政后所奏条陈多无成效。并昭举数事：始言能令钞法如旧，钞今愈虚；始言能令百物自贱，物今愈贵；始言能令课增添三百万锭，不取于民而能自办，今却迫胁诸路官司，勒令尽数包认；始言能令民皆快乐，凡今所为，无法败法扰民之事，既及于民者，民已不堪其生，未及于民者，民又难为后虑。
接着，卢世荣的许多不法行为也被揭发出来。卢世荣经群臣罗列的罪名，比阿合马有过之而无不及，加之卢世荣的施政措施经过数月的实践证明只是一纸空文，思虑再三，忽必烈不得不颁旨：罢卢世荣中书宰辅，改由总制院使桑哥接替其职。
桑哥终于等来了他梦寐以求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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