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世间，还有什么比爱的力量更伟大呢？伟大的父子之爱，足以照亮这深幽的黑狱。那一刹那，他压抑已久的心胸忽然变得开阔起来。以致当吏卒来提他到北镇抚司过堂时，他也不是惶恐的心态，而是做好了坦然面对的准备。
明代自立国以来，出了不少行事古怪的皇帝，如好斗蟋蟀有“蟋蟀天子”之称的明宣宗；宠爱比他年长十九岁的万贵妃的明宪宗；嬉戏无度、自封为大将军率军出征的明武宗；以及好求神仙对自己子孙都嫌恶的明世宗。世宗自嘉靖二十年以后，便开始不亲朝政。在这一点上，万历皇帝和他的祖父一模一样。从这些皇帝身上，再也看不到祖辈明太祖、明成祖雷厉风行的强硬特质。
中国历史悠久，皇帝始终只是政治的产物，政治的轴心则是皇权。但皇权自诞生之日起，并不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而是始终处在被挑战的位置——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无非是持续的挑战与应对。当某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登上了九五之尊的宝座，他才会发现即使他赢得了天下，却还是处在各种势力的约束中，从来就没有绝对的“以一人独治天下”。如果遇上英明武断的皇帝，便会想方设法地加强皇权，如秦始皇、汉武帝、宋太祖等。明代立国不久，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丞相制度和有七百多年历史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度，这是自秦汉以来，专制和中央集权发展的极致。
然而这时皇权的胜利，实际上只是明太祖个人决心的胜利。将军政大权独揽于一身，朝纲独断，政务繁重，势必将大大增加皇帝自己的工作，所以明太祖才有诗感叹道：“百僚已睡朕未睡，百僚未起朕先起。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一丈犹拥被。”
当皇位传到才干和精力远远不及的子孙后代手中时，情况又会起变化。由于继任的皇帝不可能也不愿意负担全部的朝政，只能用付出部分权力来交换，约束皇权的势力便会再一次抬头。到明太祖孙子明仁宗时，本只是咨询机构的内阁开始参加决策，阁臣草拟诏令，权势随之增大，品秩与地位不断获得提高。到了仁宗之子宣宗手中，开始实行票拟制度来提高行政效率，内阁权力大大膨胀，甚至超过明初的宰相，号为“辅臣”。阁权之重，阁职之隆，自不待言。至此的结果便是：表面上宰相制度废去，皇帝直接指挥六部、百司，实际上政务多依靠票拟定夺，皇帝的权力受到内阁的限制，意志也受到阁臣的左右。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内阁和票拟制度也间接促进了宦官势力的崛起。宠信宦官的皇帝往往将批朱的大权交给司礼监代行，内阁的职权最终受到宦官的钳制。因而内阁制度日趋成熟之时，就已经存在着内阁与司礼监双轨辅政、互相制约的局面。
由于内阁学士不常见到皇帝，而宦官却有机会与皇帝朝夕相处，因而承认司礼监的权威并讨好宦官，也就成了想有所作为的内阁大学士的必经之路。即使是权倾朝野的权相张居正也不能例外，身为威震天下的内阁首辅，他也只能给司礼太监兼东厂提督冯保行贿，在他的帮助下才最终掌握实权。
万历皇帝登基时还不到十岁，不过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孩童，自然没有能力担起天下的重任。他所做的仅仅是将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票拟按照司礼太监冯保的建议写成朱批，再在上朝时将冯保的指示告诉张居正。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万历皇帝也成了制度的傀儡。他的一言一行均由大臣们教导安排，必须符合道德规范，他的私人感情更需作绝对的抑制。小小的心灵上，常常会感到无端的烦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人都匍匐在他脚下，他却没有做主的权力。长期的压抑和忧郁，养成了他优柔寡断的性格。
十八岁的时候，久在皇宫的万历皇帝觉得憋闷得难受。乾清宫管事的牌子太监孙海便教皇帝效仿镖客夜游别宫，小衣窄袖，走马持刀，寻欢作乐。一次游到西城，免不得饮酒陶情，逢场作戏。酒酣之际，万历命随侍的太监唱他喜爱的新曲。小太监整日紧闭宫中，如何会唱这种曲子。万历皇帝龙颜大怒，拔出佩剑，欲斩小太监。吓得小太监直抖。还是孙海从旁解劝，万历皇帝才灵机一动，笑着说：“头可恕，发不可恕，方显朕无戏言。”遂令小太监脱下头巾，割掉了一束头发，算作割发代首。随后，皇帝在兵杖簇拥的中间带醉回到乾清宫。
万历皇帝整个戏剧化的人生就是从这里开始。
次日，慈圣太后李彩凤从司礼太监冯保口中得知儿子的荒唐事，勃然大怒，自着青布袍，撤除簪珥，令人宣万历皇帝到慈宁宫。万历一进宫门，见母亲形神服饰，便知道不妙。李太后一一数落儿子的过失，又让左右拿出《汉书？霍光传》读给皇帝：“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具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说的是西汉霍光辅政时，昌邑王刘贺即位后荒唐无度，被太后和霍光废掉了皇位。万历想不到一晚的狂欢，得到这样严重的后果，吓得跪在太后面前连连求饶。
还是首辅张居正闻讯赶来为皇帝求情，李太后这才表示给万历一个改过的机会，罚万历跪了一个时辰，又让张居正代下罪己手诏，一份给太监们，一份给内阁。乾清宫的太监也被大换血，所有怂恿过皇帝玩乐的太监全部被赶走。
自从这件事后，万历才明白自己是不能放纵的。但他毕竟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忘不了张居正代拟的《罪己诏》中卑微的语气，一想到这诏书是以他的名义发出去，他就无地自容。他开始怨恨那些本是臣僚却夺走了他皇帝权威的人，如张居正，如冯保。可惜周围的人包括李太后在内都没有感知到皇帝日益浓重的不满情绪，更没有人会料到这种不满对以后的影响有多大。
第一个被发泄的对象就是“大伴”冯保。冯保能写一手好字，在嘉靖时担任司礼监秉笔太监，穆宗死后，靠李太后的垂青升为司礼监。由于他是李太后的耳目，万历对其极为忌惮，不敢直呼名字，而是称其为“大伴”。皇帝因纵酒戏割小太监头发一事被冯保告诉李太后而引出一系列的事后，他内心积蓄对冯保的怨恨也到了极点。一天，万历听课完毕，预备写大字赐给大臣。冯保也站在一旁，只因为他站得稍微倾斜一些，被万历瞧见，便甩手将饱蘸墨汁的大笔掷在冯保所穿的大红官服上，淋漓几满。冯保惊恐的程度可想而知，就连站在一旁的首辅张居正也变色失措。
但事情还没有就此而止。
万历十年，操劳过度的一代名相张居正病逝，终年五十八岁，之后埋入家乡江陵的墓地。他对大明王朝可算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然而他身后却掀起无限的恩怨和不尽的是非。他尸骨未寒，一场清算运动便揭开序幕，第一个倒霉的人又是冯保。
冯保确实有些得意忘形了。他自恃内有李太后做靠山，外有张居正倚靠，一直视万历为孩童，甚至连皇帝赏赐宫女东西也要经过他的批准。即使皇帝性格软弱，也常常对这种挟制感到不能忍受。
有太监知道皇帝憎恶冯保，乘机攻击冯保家资饶富，胜过皇室。又揭露了冯保与张居正相交做的一些有违臣节的事，如张居正先后送给冯保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二十万两等。正好时任御史的李植收集了冯保十二大罪上疏，万历不由得欣喜若狂，立即以“欺君蠹国”的罪名下命逮捕冯保，将其发配去南京给明太祖守陵。冯保家产均被查抄，得金银一百余万、珠宝无数。其弟冯佑、侄冯邦宁官任都督，削职后又遭逮捕，最终瘐死于诏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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