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封建时代鼎盛的朝代，唐帝国国力鼎盛时，连罗马帝国也无法望其项背。罗马帝国覆灭后，就再也没有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而唐帝国灭亡后，中国还在，后面还有宋朝、元朝、明朝、清朝。这现象无疑值得思考，正如钱穆先生所言：“这是中国历史最有价值最堪研寻的一个大题目。”
无能的皇帝，嚣张的宦官，腐败的朝廷，跋扈的藩镇。大唐晚年所面临的，始终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局面。直到五年后，公元885年三月，僖宗才得以返回长安。此时，黄巢已经兵败身死，然而，黄金甲过后的长安，已经成为一座荒凉破败的废城，再也无法承载一个帝国京师的使命，而唐王朝也接近灭亡的尾声。实际上，在公元880年这一年，在僖宗仅携宦官逃离长安的时候，大唐帝国最后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
一、僖宗出逃：黄巢起义
公元880年，唐僖宗广明元年正月十五，整个长安城笼罩在凛冽的北风之下。时逢佳节，长安又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岸的城市，却不见丝毫节日的喜庆气氛，反而呈现出一派萧疏苍凉的气派。显然，这是相当反常的一件事。
正月十五是古代的上元节，亦称灯节。唐朝自立国以来，京师长安一直有个习俗：正月十五日前后三夜，解除夜行之禁，整个长安的大街小巷，灯明如昼。百姓们无不夜游，车马塞路。后来，唐宫廷也加入了观灯的行列，由官方所引导的上元灯火极盛。唐玄宗李隆基登基后的第二年，在正月十五、十六、十七日三夜，于京城安福门外设置高二十丈的灯轮，灯轮披挂锦绮，饰以金银，错杂五万盏灯，灯轮如万花开放的巨树。宫女上千人，衣罗绮，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又从长安、万年两县少女、少妇中挑选千余人，在灯轮下踏歌，三夜纵欢。这在古代是非常罕见的狂欢盛景。为了装饰京师盛大的场面，唐朝廷甚至不惜耗费巨资。一花冠，一中帔，价值万钱，场中每一个女艺人的服装首饰费就达三百贯。民间少女少妇的衣服、花钗、媚子也都由朝廷支出。
显然，唐玄宗的开元盛世被人怀念为唐代最光辉的时期，是有充分理由的。然而，仅仅隔了一百六十年，盛唐气象已风光不再，就连京师的上元灯火也成为了陈年旧迹。
就在十四天前的正月初一，唐朝天子僖宗李儇（音xuān，同喧。唐朝的皇帝爱改名字，李儇原名李俨）下制书，改乾符七年为广明元年，制书中说：“自古继业守文之主，握图御宇之君，必自正月吉辰，发号施令。所以垂千年之懿范，固万代之洪基，莫不由斯道也。”（《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本纪》）其实，这不过是唐朝廷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而已。僖宗选择在内忧外患的时候更改年号（年号起源于汉武帝，后成为皇帝当政的时代标志），无非是希望通过改元，结束先前倒霉的年头，从头有个新的开始。
此时，天下确实很不太平。关东（指潼关以东）民变蜂起，尤其以黄巢势力最大，实力最强。民间有“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的歌谣广为流传，朝野上下都是人心浮动。正因为是多事之秋，所以长安才一派凄凉气氛，没有多少过年的喜庆气氛。绝大多数人都小心翼翼地猫在自己的家里，围在火炉旁，有些胆战，有些心惊，只是期待早些度过这个实在不平静的寒冬。
几乎所有的长安人都在担心未来，有能力有门路的人则暗中开始为自己谋取后路。可当今天子僖宗却是个例外，他一大早就起了床，兴致高昂，冒着严寒出了大明宫，赶去兄弟们的王府。不过，十九岁的僖宗急忙赶去王府并非为了什么军国大事，而是要去与诸王蹴踘、击马球、斗鸡、赌鹅。
历史上有“洛阳纸贵”的佳话，说的是西晋太康年间左思做《三都赋》，描绘三国时魏都邺城、蜀都成都、吴都南京的景貌，因文辞华丽，气魄宏大，在洛阳广为流传。人们啧啧称赞，竞相传抄，一下子使洛阳的纸昂贵了好几倍，原来每刀千文的纸一下子涨到两千文、三千文。即便如此，洛阳纸还是倾销一空，不少人只好到外地买纸，以抄写这篇千古名赋。而在僖宗身上，竟然也发生了“长安鹅贵”的笑谈。因为大唐天子性喜赌鹅，长安的鹅价也跟着水涨船高，甚至叫卖到五十缗一头。缗为古代货币单位，一缗为一串铜钱，一串一千文。这鹅的价格，已经远远超过了最贵的洛阳纸。
纵观中国历史，皇帝荒废朝政、只顾享乐者并不少见，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朝代兴亡更替的事发生，就不会出现厚厚的二十四史。所谓二十四史，实际上就是二十四个姓氏家族的统治史。只是僖宗的玩性远于异常人，甚至已经到了孜孜不倦、废寝忘食的地步。
僖宗李儇为懿宗李漼的第五子，最开始受封为晋王。在懿宗的八个儿子中，李儇毫无出众之处：既非长子，也非嫡子（懿宗在位十年，未曾立后，独宠淑妃郭氏及淑妃所生女同昌公主，同昌公主之死还造成了唐朝的一桩大冤狱，此事后面再提）；相貌既不英俊，才干也不突出。按理来说，皇位无论如何都不会落到这样一个人身上，史书却记载说，懿宗病危之际，下诏立李儇为太子。制书中特意强调说，李儇“孝敬温恭，宽和博厚，日新令德，天假英姿，言皆中规，动必由礼”（《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本纪》）。表面上看来，李儇得以继承皇位，是因为其人才出众而为其父皇懿宗所赏识。而实际上，他是在懿宗病殁后，为宦官神策军左军中尉刘行深和右军中尉韩文约所立。神策军是一支朝廷禁军，创立于天宝年间。
刘行深等人之所以要立李儇为帝，首要的原因就是他年纪小，性情贪玩，便于宦官控制；第二个重要原因则是因为李儇生母王氏的母族微贱，且王氏早已经病逝。这样，即使李儇长成，也成不了气候，朝政依旧在宦官的掌控之中。
导致唐朝灭亡的有两大痼疾，一是宦官，二是藩镇。唐朝一度军事极盛，开边不已，因此藩镇之疾有一定的历史背景，而宦官专政擅权则是在朝廷中央集权与藩镇斗争的夹缝中滋长起来的另一大肿瘤。唐朝自玄宗李隆基始，宦官的地位和官品大大得以提高。而安史之乱后，自肃宗李亨开始，宦官开始正式登上大唐的政治舞台。之后与藩镇一样，宦官成为尾大不掉的一大股势力，不仅左右朝政，甚至还操纵皇帝废立大事。僖宗李儇并非宦官所立的第一个唐朝皇帝，也并非最后一个。关于宦官和藩镇，后面还有专门的篇章论述。
李儇即位当日，封定鼎功臣刘行深、韩文约为国公，并由他们在宫中执行政务。其时，僖宗只有十二岁，年纪幼小，不能主政，一切朝廷政务都把握在宦官手中。
大宦官仇士良曾指点他的弟子们说：“皇帝不能让他闲着，要经常用美女歌舞和锦衣美食麻醉他，而且要天天变花样，这样他就没工夫想别的事了，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事了。同时尽量不让他读书，更不能给他接近书生的机会，那样他会看到前朝的灭亡，心中一旦忧虑国家前途，我们这些人就要被疏远遭斥责了。”少年继位的僖宗就在这样“天天变花样”的环境中长大，只知道一味贪玩，与宫中宦官、优人狎昵。与僖宗最亲近的宦官是田令孜。僖宗还是晋王时，田令孜为晋王府小马坊使宦官，二人关系亲密，已经开始共同起卧。僖宗即位后，擢升田令孜为神策军中尉，把政事悉数委付给他，还亲切地称他为“阿父”。
对于一个突然拥有了巨大权力的宦官而言，权势只能激发他更大的欲望。田令孜恃宠而骄，为了彻底把持朝政大权，他极力怂恿僖宗玩乐。比如僖宗赏赐无度，动不动就赐给乐工和伎人钱财，而且数目巨大，多以万计，因而导致国用匮乏。国库没钱了，入不敷出，田令孜便劝僖宗采取没收长安富商（包括外国和本国商人）财产的办法，商人有反抗者立即送到京兆府打死。这时候的皇帝比土匪强盗还要厉害，不仅是明抢，被抢人稍微不愿意还要送命。整个长安一片混乱，人人自危。然而，“宰相以下，钳口莫敢言”。这样，靠田令孜的馊主意弄来不少钱，好糊弄僖宗继续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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